崇祯皇帝任意提高厂卫的权利和地位，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清朝就没有正式的专门的安全部门，实在是被吓坏了。其实马士英更是恐怖的代名词。你说相对于魏忠贤执政时期，崇祯时期东厂等特务组织地位大幅度提高权力大幅度增强。其实南明弘光朝廷马士英也恢复了东厂等特务组织，恐怖更加登峰造极。明史等大量的史料记录了，左良玉在讨伐马士英的檄文中指出，江南民众如果批评马士英就会被搞死，这是符合事实的，说明马士英是搞恐怖统治，很类似于汪精卫统治下的76号的恐怖统治。明史奸臣传记录了马士英“日事报复，以迄于亡”，到弘光政权灭亡为止马士英就是整天就想着整人害人，大规模的报复迫害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这在传统戏曲《桃花扇》中都能够看出一些来。
但万历时期，东厂等特务组织似乎比较松散，据说东厂衙门的门前都长满了草，由于皇帝长期不上朝，官员的编制很不满员缺额很多。百姓也敢议论国事，敏感的政治问题被排上了戏曲，正在执政的官员们也真名真姓的被写入戏曲中，关于所谓忠与奸正与邪作为评判取舍官员的舆论环境，有点儿像欧洲国家那样，但本质上，皇权并没有受到削弱，后来魏忠贤当政了以后高压态势逐渐加强，崇祯时期，不但没有轻松反而更加厉害。在万历时代，甚至皇帝家的国本之争也被写到戏曲中，皇帝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当皇太子也不行，好像比后来的清朝要大胆多了，主要是皇帝不太管事儿，而且皇帝的权力也受到了很大制约。
清朝由于是外族统治，文字狱在康雍乾时期尤其是乾隆统治的时代，搞得非常剧烈。清朝的文字狱，清朝初年的顺治年间的广东和尚函可开始，相对而言，康熙朝最为宽松，雍正时期有所加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皇帝连精神病人都不放过！
由于明朝崇祯皇帝过于扩大东厂和锦衣卫的权力和地位，导致明朝亡国。清朝没有设置正式的国家安全部门，搞文字狱主要是通过民众揭发的方式，很多小人公报私仇，通过陷害上纲上线的方式，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的黑暗与恐怖。
《明史·神宗二》记载：“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这句话，如果看过全文的人，都会认为：这根本不是在污蔑万历，其评价是符合历史定论的。
（1）《明史》对神宗的评价基本符合历史，不存在对其抹黑
《神宗二》在这句话之前，大概还说了这句话：万历幼年，张居正实掌大权，因其改革已经使得明朝强大。然而，万历亲政后因为自幼长在宫中又常年不上朝，导致纲纪松弛，小人日渐增多，党派之争大起。
一部朝代史不可能细致入微地讲说一切，大体上这句话符合绝大部分人对万历的观念。如果，一个人对于国家的价值（无论正副）被后世许多人认可的话，很难说当时的人是故意抹黑。
（2）明亡最大责任者就是万历，一者他所处时代解决问题相对容易；二者有充足的时间改正
明朝灭亡怨不着朱元璋和朱棣，如果跟他们有关，二百年了都没有解决是赖后世者呢还是赖前者。在明朝历史上具有“负面因素”的帝王主要是明英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明思宗。期间，对“明亡”要负责任的就是明神宗。
明世宗死后离着明亡还有80年呢，其后又经历四位皇帝（光宗才一个月根本算不上）。如果后世皇帝们有能力的话，早就解决了。
“明亡”的最大问题是：在“白银”从墨西哥、日本被广泛输入的情况下，带动了人们的贪婪，使得不仅仅是权力阶层，就是普通民众都投入“个人主义享乐”旋涡中，整个权力阶层已经失去了“忠君爱国”之心。而这一问题形成的最广泛时期就是万历年。而解决这一问题，万历既有时间，也有权威。因为问题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3）崇祯时代已经失去最佳革命时机，万历朝才是。自我革命总比被人推翻了要强
崇祯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万历朝开始积攒的。比如宦官当政，比如万历朝对工商业者征税。近年，网上经常有些人说“征不上税”的问题，这又牵扯到东林党和阉党的问题。举个简单的比喻，你向1万个卖大饼、卖白菜的小商人征税，不如抄一个官员、炒一个太监家弄的钱。
征税征税，你征没钱人的税，真有钱的人的税，你要么不征（皇族自身、太监），要么收税的人不敢收（比如官员开的、官商家族开的），要么你征不上来（权力阶层偷逃、郑芝龙等特殊利益阶层）。
从万历到崇祯，整个朝廷就知道向没钱没权的中小商人征税，皮扒了一层又一层。我不觉得上述问题万历不知道。都是再拖。
所以，在我看来，当时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海瑞的政策——全面复古朱元璋时代。再简单地说就是：对官员、对文武、太监、对商人进行全面地清洗，皇帝开始真正的勤政，掌控政治、经济、军事的实际大权。
这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因此，崇祯时期根本没有时间，只有万历皇帝有这个时间。因为，你要预备反弹的时间。
在此就不赘述了，相关参见8月9日的问题“张居正为何不重用海瑞，真的是海瑞不适合做官吗”，海瑞之所以被我推崇，其根本就在于上面所说的内容。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DoDo生活网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77dodo.com/aiwen/1088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