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品德修养上来说，宋仁宗确实没什么可挑剔的，这也是别人吹他最大的吹点。
然而对于一个皇帝而言,他的本职工作无非是稳固国家政权，让国家强盛，让百姓至少能吃饱饭，从后两点上来看，他毫无疑问是不合格的。
政治军事上，宋仁宗期间西夏彻底独立，虽然西夏独立的基础在李德明时期奠定，主要是宋真宗的锅，但是西夏成功建国，宋仁宗难辞其咎。
在独立之前，元昊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内政改革不谈，军事上攻打回鹘和唃厮啰，夺取了瓜、沙、肃三州，又攻下了兰州诸羌。然而宋朝除了授予唃厮啰河西节度以外，并没有进行任何军事支援，坐看元昊消除后顾之忧。
更让人心寒的是，极力反对元昊独立的山遇惟亮，因为受到元昊憎恨，元昊欲将其灭族而逃亡宋朝，逃亡之前，他的母亲因为不想拖累他而要求惟亮放火烧死自己。
而宋仁宗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呢？
己酉，鄜延路钤辖司言，赵山遇遣人至金明县，与都监李士彬约降，已令却之。诏钤辖司及环庆、泾原、麟府等路各谨斥候，如山遇复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己意约回，务令边防安静。——《续资治通鉴长编》
对于宋仁宗而言，边防安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宋朝边防的郭会和李渭自然也秉承圣上的旨意，贯彻大义，即使元昊要造反我们也不会接受真心拖家带口来投降带机密的人。
至于后来，元昊建国，宋军镇戎三败，关右震动，大家都知道了。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经济问题。
宋仁宗期间，三冗局面彻底形成，他也做了一些举措来削减开支，然而根本没什么效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也才刚刚开始就夭折。
因为财政开支过大，所以必然要用尽各种取财之术，百姓的负担自然也极其严重。
吕景初：今百姓困穷，国用虚竭，利源已尽，惟有减用度尔。用度之广，无如养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拣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敌，竭民膏血以啖之，犹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过半，徒费粟帛，战则先奔，至于勇者，亦相率而败。当祖宗时，四方割据，中国纔百余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广，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者皆克。自数十年来，用数倍之兵，所向必败。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觽也。议者累以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偷安避怨，论事之臣，又复缄默，则此弊何时而息。——《续资治通鉴长编》
包拯：臣以谓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宋史·仁宗本纪》
欧阳修：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靡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通进司上书》
负担严重也会造成农民逃散：
欧阳修：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通进司上书》
苏辙：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进策》
所以这个宋仁宗的所谓“盛世”，百姓生活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想不言自明了，毕竟不是人人都是士大夫，也不是可以混吃等死的部分宋朝武官。
当然，宋仁宗还是很重视人权的，尤其是地主的人权，在宋仁宗之前，宋代地主杀死佃客是要偿命的，不过宋仁宗颁布了一个“新制”，这样地主殴打死佃客也不需要偿命了。可见宋仁宗确实是位心怀百姓的仁君。
（王琪) 知复州, 民殴佃客死, 吏论如律。琪疑之, 留未决。已而新制下, 凡如是者听减死。”——《宋史·王琪传》
还有就是为了使百姓免受黄河之苦，宋仁宗做出了把黄河引入六塔河的拍脑门决定。这个决定简而言之，就是把几百步宽的河挖进五十步宽的河道。尽管欧阳修苦口婆心地说明了这个决定到底有多瑙残，但是宋仁宗还是同意了六塔河工程，结果就是。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命三司盐铁判官沈立往行视，而修河官皆谪。宦者刘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臿斫，非便。”——《宋史·河渠志》
虽然“数千万”肯定是夸张说法，不过六塔河工程对百姓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是毫无疑问的。
宋仁宗，内政不能使国家富强，外战不能遏制西夏，在位期间物价飞涨、兼并严重、民不聊生、经济几乎崩溃。唯一留给后人的，也只有他的那些“仁政爱民”的传说了。
宋仁宗总起来说是个好皇帝，即位以后也想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宋朝历史上两次有名的变法，其中之一的“庆历新政”就是宋仁宗时期进行的（另一次为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
当时西夏王朝在李元昊的领导下强势崛起，在三川口和好水川两次大败宋军，震惊北宋朝野，这也从外部倒逼了宋仁宗进行改革。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
新政主要是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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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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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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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行法治
由于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开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最终只进行了不到两年就被叫停了。范仲淹等人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但为后世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由此可见，宋仁宗不会有特别突出的政绩，并非是开创之君，更多的是守成。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但这也并非坏事，正是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宋朝经济得到了快速且持续的发展。这也可以看成是宋仁宗的“韬光养晦”吧。
赵祯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他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元年（1041年）成《崇文总目》六十六卷。该书为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可见宋仁宗比较擅长精神文明建设。
后世对于宋仁宗的评价为“无定志”，“宽仁少断”，“为人君，止于仁”。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过于仁慈，缺少果决的性格，决定了宋仁宗无法将变革彻底推行下去，在制度、经济、军事这些核心领域没有大的建树，只能在文化领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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