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君主专制制度，关儒家什么事？而君主专制制度则脱胎自法家学说。
儒家只是认为长幼有序，为人尊长，就应该以身作则做出表率，这仅仅只是出于一个文化礼仪上的观点，只是被法家固化成等级制度，就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汉初三公上朝，皇帝也要起身行礼；汉后为了集权，就废除了三公，三公权力也被分散到六部。最初宰相只有左右二位，到了唐，宰相竟然有数十位，到了宋就更多，到了明清，干脆废除宰相——这明明就是为了皇帝一人大权独揽罢了。
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这赤裸裸的维护君主威严的言论是谁提出来的？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可谓不择手段，韩非说君王须防“八奸”: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只要任何有殃及自身权力的思想和行为，都必须扼杀于萌芽中，问:如果古代有任何人敢提出天下非君王之天下，而为天下人之天下，其下场是什么？
所以不要说有近代启蒙思想，哪怕是一点对皇帝权力的质疑，都是诛九族的罪行——防民胜于防贼。而到了封建时代后期，君主集权更是登峰造极。
正是这种严密的封建君主专制，扼杀了科学的进步和思想的变革。欧洲在文艺复兴时代，其封建神权政治开始瓦解，商业开始繁荣，城市孕育了资本主义，当时意大利的比较著名的几个城市，只要向封建领主缴纳完一笔赋税后，就可以获得自治的权力，问同期的中国，皇帝有这样的想法吗？反倒是巡检司设了不少，就是为了控制人口流动，防止人民串联，没有路引连门都出不了，人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是为了什么？当然为了维护统治。
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还有什么开创性的思想家吗？后来的学者，无一不是对春秋战国时的学派思想进行一个延伸和拓展，并没有开创性的新思想出现；后来的科举制度，更是扼杀了开创新思想的意图——有识之人都以皓首穷经，考取功名，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而努力，没有太多人会去深度钻研科学这方面的学问——因为皇帝不关心这些奇巧淫技，因为这些并不能对加强统治有所帮助——而西方的大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比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成立于十三世纪，下设学科:神学，数学，法学，医学。西方社会分化出一部分人做科学研究～同期的中国秀才举人们埋首故纸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都把成为官僚作为人生目标的社会，怎么有进步和变革的可能？
所以，说儒家思想阻碍中国进步，完全是有失公允的，儒家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在宋以后，只有法家才是一直贯穿中国封建时代的隐毒。
从历史上看，决定中国的盛衰和命运取决定作用的都不是这些。主政者的勤政，廉政，眼界，适时的好政策，以民为本，观注民生，尊重科学发展进步，主持公道，法治惩恶，仁治聚人，识才用才，用发展争得稳定，用稳定促进发展，良性循环，有爱民之心，有发展之道，有谦虚之态，有危机之感，有向上领先之态之举之措。就都迎得了民心，得到了盛势！
谈到历史上阻碍中国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否是儒学，我坚决反对。回到第一段，主政者愚腐无能不理朝政，轻者发展减缓，重者猎强入侵，改朝换代。人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破家亡。谁罪之过？！
看看周文王，隋扬帝，宋徽宗，刘备之子阿斗，清末淫乱弄权，侈迷无度，享乐至上，不重发展，昏庸无为，勾心斗角，等等吧，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祖业大厦倾刻坍塌，无力抗争，气数已尽，坐以待毕，自作孽不可活，山穷水尽。衰败自然。
科学技术是发展兴国富民之本，哲学是为人处事，三观教化，攻坚克难的良策。儒学讲的是仁义礼智信，是长幼有序，尊规守纪，敬上严己，这些都是提高战斗力，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提高素质，增加才干的需要，是发展与稳定的根本保障，要人人向上，人人向善，人人善学，知理懂法，都是基础的基础。只能说应互学互鉴，科学利用，相得益彰罢了，无所谓是谁阻碍了谁。若有阻碍的话，只能说主政不利，学者偏激，无能无策，偏听偏信奴才而己，理论在那摆着，学哪个用哪个，学哪些用哪些发展创新哪些，选择判断决定在你，怎会错了愿这愿那的，太低俗，太无赖。
知识是发展的动力，知识能改变命运。大局主定，小局自悟，选择正确，才能走向正道，才能有所作为。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英明主政的领导下，能够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不是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吗，有好的政策，有以民为本的勤政廉政，有人人向上求实奋进踏实肯干的砥砺前行，攻艰克难，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中华大兴，中华富强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所向披糜，没有对手，永远不败。历史是人民写成的，也必须要有明君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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