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不定都西安

长安是古都没错，但是在唐以后，它就失去了中心位置，理由无外乎两点，一是长安所在开发已经饱和，靠当地产出很难养活一个庞大的朝廷。另外一点就是，长安离外夷太近了，草原民族、高原民族都对长安的安全形成了极大威胁。

而到了朱温时，问题更大。因为后梁并不算是一个统一的王朝，所以外敌众多，尤其是长安，处在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势力的包围之下，兼之长安三辅地区的唐王朝残余势力不小，所以朱温不可能再将都城设在敌人眼皮底子下。更何况长安远离他的大本营，为了遏制东方藩镇，留驻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长安也是下策。

朱温先将名存实亡的大唐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代唐建梁时，则将都城定在了今日开封，而后三百多年，虽有偶尔反复，但最终开封成为了继长安、洛阳后新的政治中心。

朱温迁都使得政治中心东移

有名的暴力迁都有两次，一次是东汉末年，董卓强行从洛阳迁都到了长安，他迁都的理由也简单，就是洛阳离着关东诸侯的反董联军太近，而长安离他的老巢凉州很近，为了己身安全，于是将都城迁到长安。

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后汉书》）

同样也是基于关中反对者势力强大的原因，朱温在掌握了大唐权柄之后，也决定迁都，这次是从长安迁到洛阳。904年，为了顺利迁都，他直接派人杀了有些话语权的宰相和京兆尹等高官。而后烧毁长安建筑，驱赶长安百姓东迁洛阳，“号哭满路”“月余不绝”。

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坚请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从之。帝乃率诸道丁匠财力，同构洛阳官，不数月而成。（《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

（唐末藩镇割据 朱温在长安也扛不住几家联合）

史书说的很明白，朱温迁都到洛阳，是因为邠、岐兵士侵逼，也就是岐王李茂贞的陕甘凤翔军想要夺回唐昭宗而进逼长安。何止的关中的李茂贞，朱温的死敌李克用就在黄河北，而一直为唐皇避难之所的四川也有王建割据磨刀霍霍。不想被人包了饺子，迁离长安是正确选择。

迁都洛阳后不久，朱温就杀了唐昭宗，立了唐哀宗，3年后的907年，朱温接受唐哀宗禅让，国号梁，定都的开封。

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洛阳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

也就是洛阳变成了西都，而长安从都城的地位掉落为一般城市。

完成了政治中心东移后，开封府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新的政治中心。而后、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都定都于此，延续三百年之久。

兵荒马乱之下 长安、洛阳都已衰落

唐亡之前，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各政权的都城都在长安与洛阳间交替使用。唐朝时，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或者一为西都，一为东都。但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和洛阳就成了各路军阀拉锯的战场，衰落自然不可避免。

不说朱温自己毁掉了大半长安，在他动手之前的百十年间，长安就饱受战火摧残，不仅汉人军阀折腾，甚至吐蕃人都杀入了长安，所以长安城一直没能恢复初唐的盛势。

就说一生颠沛流离的唐昭宗，895年，关中军阀、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攻入长安，一把火烧了东市，数十万长安人随着唐昭宗出逃躲避叛军。

896年，李茂贞再次光临长安，唐昭宗又出逃，这一次乱军肆虐长安更甚，

时岐军犯京师, 宫室鞠为灰烬。自中和已来葺构之功, 扫地尽矣。（《旧唐书》）

而后朱温更是强迁长安百姓到洛阳，长安已然是一片废墟。

战乱更是使得长安京畿地区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以水利为例，汉朝时，关中地区能灌溉四万多顷田地，而宋朝初年，只有区区三千顷。可见，不只是城池难以再建设，经济上也难以恢复如初。

洛阳当时的情况同样也不妙。884年，军阀混战于洛阳，孙儒攻入洛阳后，“据京月余，焚烧宫网，剽掠居民。”三年后，大唐朝廷任命的官员才算是光复了洛阳，只是，昔日繁华的东都，“井邑穷民, 不满百户”“寂无鸡犬之声”。

漕运枢纽地位使得开封异军突起

隋朝建立时，就有了“就食东都”之说， 59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杨坚就率领官员们集体“就食于洛阳”，以便缓解关中的粮食压力。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使得长安关中地区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人口暴增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粮食问题。从唐高宗开始，大唐朝廷就不得不数次“就食东都”，武则天更是将都城设在了洛阳。到了开元盛世时期，关中人口与粮食的矛盾越发突出了。

长安的京兆府人口，从李世民时期的百万人口直接翻番达到了二百万人。而关中地区则由不到一百五十万人口，增加到了三百多万人。关中地区缺粮达到了三分之一左右。

隋炀帝虽然后世口碑很差，但他开凿的大运河则是利在千秋之举，正是有了运河的开通，使得江南的粮食能够运送到两京缓解粮食不足问题。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可谓利在千秋）

开封在唐朝时称为汴州，源于汴河，汴河就是大运河的通济渠从汴州向西段。唐朝后来为了漕运的安全，以汴州为中心，设立了东西两个水陆运盐铁租庸使控制了水陆运输。

“大梁（汴州旧称）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成了漕运以及陆路运输的交通枢纽后，汴州就兴盛起来。刘禹锡曾作诗，“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

在朱温叛变黄巢投降大唐后，就被授予“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就在汴州。“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所以新兴的经济中心汴州就成了朱温的大本营。

但是新兴毕竟是新兴，建设起来需要时日，所以作为都城还是有些勉强，所以二年后，朱温又回到了洛阳，当然这也与他的宿敌李克用死了有关，回到洛阳后，他就开始全力攻打三晋。不过他自己也没想到，李克用的儿子李存瑁一样能打。朱温还学着曹操说了一句，“生子当如李亚子”。

五代乱世有四代都定都在开封

朱温在洛阳被杀死之后，一顿宫廷政变，众人拥立留守开封的朱友贞继位，朱友贞接位是接了，却拒绝去洛阳，“大梁，国家创业之地，何必洛阳。”并且也点出了朱温当年定都开封的原因之一“北拒并汾，东至淮海，国家藩镇，多在东方，命将出师，利于近便。”

也就是说东方的割据势力太多，一个个还都虎视眈眈不服管教的，需要点兵出战的话，还是开封这边方便。于是后梁的都城就又变回了开封。

923年，李存瑁灭了后梁后，为了表示继承大唐遗志，他的后唐定都在了洛阳，而把开封贬为了地方城市。

936年，石敬瑭又灭了后唐，一开始他的后晋是定都洛阳的，不过一年后他忍不住改主意了，说洛阳屡遭兵灾，运河也堵塞不堪用，漕粮运输不变，他这当皇帝的不愿意让百姓受苦，于是，

今夷门重地，梁苑雄藩，水陆交通，舟车必集，爰资经度，须议按巡，宁免暂劳，所期克济。取今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旧五代史·晋高祖本纪》）

就这样，937年，“水陆要冲，山河形胜”的开封又成为后晋的都城。

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其洛京改为西京，其雍京，改为晋昌军。

946年，契丹人灭了后晋，将开封府降为了汴州。而后汉刘知远在947年先到了洛阳，后来汴州的百官来迎，他又把都城定为了开封。

后周代汉之后，“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的开封仍被定为都城。在一番扩建之后，后周太祖郭威把从后梁一开一直在洛阳举办的郊祀也弄到了开封。

“天子所都，则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阳。”于是又在开封作社稷坛、建太庙、筑四郊祀坛，至此，开封取代长安与洛阳，成为了真正的政治中心。

（数百年经营，开封成为宋代繁华之都）

政治中心的东迁是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早在南北朝时期，永嘉南渡之后的南方经济就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方面，开发已久的中原已经开始依赖江南输血。

到了唐朝末期，四敌环绕的长安已经残破，改朝换代后的象征意义也不足了，而且因为经济上造血功能的丧失，位于西方需要接济的长安已经不适宜成为都城。

随着南方的更大发展，随着经济重心的东移，从利兵利民两个如何利国的方面考虑，政治中心东移也成为当政者的必然选择。

既然不愿意放弃中原，那么交通便利的开封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首选之地。

参考资料：《新唐书》《旧五代史》

起首从顺然情况角度讲，长安所属的关中平原从西汉确立后，水土流失就变得紧张起来。后来汉武帝攻击匈奴，花销大批的人力物力。作为都城的长安，地力被过分的开辟，生态情况变得加倍恶化。到了唐高宗期间，长安左近的食粮曾经难以抚养长安城的庶民，无数都是从四川等地运过来的。每一年唐代皇室都要去东都洛阳一趟，名义上是巡礼，现实上是长安城内的食粮不敷吃，他们“逃荒”过去的。其次参军事角度讲，长安凑近西北区域，经常有异族入侵。唐代衰亡后，朱温在开封确立了后梁。后梁衰亡后，后晋、后汉、后周统统建都于此，新的政治中间断然造成。并且后晋石敬瑭为了坐上天子之位，将燕云十六州统统割让给了契丹。华夏流派大开，长安成了战斗的最火线，不再适用做都城。

而后从政治角度讲，朝廷大臣并不肯意迁都长安。北宋确立后，赵匡胤曾希望迁都长安，并做出了迁都决策。但北宋的官员在开封购置下很多的产业，要是要迁都肯定要有所丧失。为了本人的家财着想，他们死力否决迁都，赵匡胤末了也迫不得已。而朱元璋在确立明朝后，也曾思量过建都长安，并派出了太子朱标到长安考查。当朱标的考查团从长安回归后，报告朱元璋，长安城已毁得差不多了，不宜做都城。

末了从经济角度讲，跟着华夏关的南迁，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边转移。京杭大运河的开明，让南北间的食粮能够互通有没有，洛阳、开封如许凑近水路的都会，具有更强的上风。要是要往长安运粮，还得先运到洛阳，而后再经历洛阳运往关中。如许无形中也会增长国度的负荷。以是概括各方面思量，唐代以后的历代帝王都不再选长安为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