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
在中国古代历史，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初期，都会有一段所谓的“盛世”。然而，元朝及明朝，这两个王朝，几乎所有人的意识里都只有残暴二字。
在很多网民的理解中，元朝是没有盛世的。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
由宋濂（1310～1381）、王濂（1321～1373）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失去中原变为北元的历史。
元朝的至元盛世、大德之治、元太宗之治等既没有百度词条又很少被历史教科书提及，元朝商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那么发达，怎么会没有公认的盛世与治世呢？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对于世祖朝和成宗朝的文治记载：
“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德之治，几于至元。”
元世祖至元盛世（1260——1294年）和元成宗大德之治（1294——1307年），可谓当之无愧。
明朝官修《元史》卷二《太宗本纪》，评价元太宗：
“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
一、宽刑慎法，历代难及。
元朝时代刑法的最大特点是宽刑慎法。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开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并著重提出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与唐宋相比，元朝刑法放宽了许多，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巨大进步，对犯罪处罚手段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而且在具体实行这五种刑罚手段时司法机关也格外慎重。 《元史》对此评价是“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也评价说：“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于酷刑，元朝中央政府是大力禁止的。《元典章》刑部二有《禁止惨刻酷刑》的专门条目，规定：“鞫狱之具，自有定制，比年以来，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于瓷芒碎瓦之上，不胜楚痛，人不能堪。罪之有无，何求不得!其余法外惨刻，又不止比。今后似此鞫问之惨，自内而外，通行禁断。如有违犯官吏，重行治罪，似望体皇上恤刑之本意，去酷吏肆虐之余风，天下幸甚。” 从这一条文中，值得后人细细思索的是，在元朝时代，下级州府官员一些过分的拷问手段都受到元政府的大力禁止，而以人道主义精神提出“不胜楚痛，人不能堪”这样的质问，这跟明朝时代政府公开提倡重法酷刑，以此恐吓天下人行径的差距是何等之大。
二、科技先进，举世无匹。
元朝不但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而且还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 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完全代表着宋元数学的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Sarton)在他的名着《科学史导论》中认为《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清代数学家罗士琳在评论朱世杰的数学成就时说：“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九韶)、李仁卿(冶)可称鼎足而三.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意思是说朱世杰数学成就博采众长千古难得尤其超越了宋朝数学家秦九韶和金末元初的数学家李冶。
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元世祖至元时代修撰《授时历》、制作简仪、大明殿灯漏等辉煌成果远远领先西方数百年。明人徐光启对元代郭守敬在天文学历法上的巨大成就赞叹说：“乃守敬之法，三百年来，世共推归，以为度越前代。” 同时徐光启也认识到明朝数学衰落的可悲现实，因此对这种情形批判道:“算术之学特废以近代数百年间耳。”而徐光启好友李之藻对于明朝天文官员们的评价是：“在台监诸臣，刻漏尘封，星台迹断，晷堂方案，尚不知为何物者。”真是可悲啊!
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也反映了徐光启和李之藻的评价——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在南京看到明初从元大都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制造出的天文仪器，不禁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 但是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经过调整不适合在南京使用。利玛窦因此非常犀利地嘲笑明人说：“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
三、生活小康，养济有院。
在如今诸多史书上，都说元朝黑暗民不聊生，所以百姓揭竿而起。的确，元末发生天灾导致流民四起，所以白莲教趁机煽动他们造反了。但是，我们要看到元朝大部分时间里百姓基本过着幸福快乐的小康生活。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里记载：“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 ” 明朝人李开先则在《西野春游词序》一语道破元人小康生活的真实原因：“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
就连反元夺取政权的朱重八穿上龙袍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如予者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 某些人如果以为那是元人黄婆卖瓜，那就大错特错了，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华之后，他的所见所闻跟元人所记载毫无区别，他当时走了中国沿海，在游记中留下的基本上都是满纸的惊叹，如“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强盛的了!”“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这是远近驰名的!” “对商旅说来，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即使在元朝天下大乱之后，江南仍然有不小的一部分地方，生活水平依然很高，如昆山顾瑛凭借赀雄一邑的财力、风流豪爽的个性、机敏妙丽的才情，周旋骚坛、振兴风雅，主持艺林盛事——玉山雅集达二十年之久。其中往来玉山亭馆，与其更迭唱和之文人多达二百余人，今存诗三千多首，堪为元代文化史上最后的辉煌。可惜元明易代之后，顾瑛被抄家没收财产发配凤阳颠沛流离而死，玉山风流烟消云散，这谁谁干的呢?不说你心里也有数。
四、万国来朝，礼仪之邦。
毫无疑问，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王朝里，唯有元朝，清朝国际地位最高。 《明太祖实录》曾记载了朱重八对大元盛世万国来朝羡慕不已的言论：“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朱元璋口中的“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体现了元朝政府法制清明社会秩序良好，而“四方无虞，民康物阜”则体现了元朝国际地位高，民众生活好，社会物资财富充足的特征。 至今，中国人的素质问题还是各界讨论的焦点。中国人素质一直这么差吗?实际上完全不是，至少元朝的时候不是这样。许多人片面以为，中国历史上以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社会风气好，其实汉唐时期社会风气还不如元朝盛世时代。元末大诗人戴良就在《皇元风雅》序言中记载：“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重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重髫之童，相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可及。”
马可波罗就曾在他的游记中提及对元朝城市居民的观感：“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而法国教士鲁布鲁乞对元朝社会风气的回忆更为细致而真切：“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 罗马教皇使者鄂多立克来华之后，则在他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对元朝社会发出了最为激赏的浩叹：“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
五、文教鼎盛，邻国羡慕。
元朝创建了24400所各级官学，使全国平均每2600人即拥有一所学校的政绩。 元朝对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也相对重视，多方扶持，而且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一起，加入到书院建设者的行列，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记录。 而且，元代书院的教学进一步扩展，不再局限于人们共知的传播程朱理学而求科举及第的传统内容。如元历山书院是我国发现的古代第一所，也是惟一的一所实行医科教学并开办门诊业务的书院，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又如元西湖书院不仅是元代的国家出版中心，在整个中国出版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元代教育的盛况使得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惊羡莫名。如金东阳曾称赞说：“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内，起钧筑而当钧衡，弃草莱而谈道义者，不知其几何!”
六、疆域辽阔，军力强大。
大元帝国在13世纪来说就好比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至元时代元世祖诏修全国舆地图志，主持其事的秘书监臣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后来中书左丞许有壬在《大元一统志》序言中自豪宣称：“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一。”不仅朝廷官员自豪满满，就连民间普通元曲作者们也是如此，如吴弘道在元曲《越调·斗鹌鹑》唱道： “先收了大理，后取了高丽。都收了偏邦小国，一统了江山社稷。”
可悲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很少知道这样的历史真相——元朝在缅甸蒲甘王朝攻入云南边境的时候云南人民紧密团结在以忽必烈为首的大元中央政府周围和以赛典赤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周围，对来犯的缅甸入侵者给予了有力的打击。七百破四万，仅死一人，创造了亚洲战争史上的奇迹!如果没有这场以少胜多的对缅自卫反击战，后果会怎样?我们很难设想!也许，朱明时代缅甸东吁王朝的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嗬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而且”大理、鹤庆、蒙化、姚安、楚雄五郡，邑无遗村遣户，不死而徙耳”的明代云南惨剧就会提前上演! 看了这六个历史真相，不禁想问，曾经的辉煌，在接下来“更伟大”的朝代里，应该更进一步呀，但可惜的是，历史走向就到此为止，明朝那些短视统治者及奴才文人看不上这些。
实际上，从后继者明朝的那些短视统治者及奴才文人看来，凡是言说元朝黑暗腐败残暴的言论，都是客观正确的;凡是讲述其辉煌的描述，都是值得商榷的，都需要再讨论;凡是涉及到元明易代文明倒退的记载，都需要严厉禁毁或删改;凡是影响到明朝统治的民间言论文字，都需要大力监管控制。
儒家思想讲“尽忠”，忠君不二。就是有最高尚（可不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食君禄，忠君事。换句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如果没有这种“操守”，那这种人就是有奶就是娘，谁给钱都可以叛变的“汉奸”。
但是儒臣为元朝服务，符合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吗？实际上这也说得过去，因为儒家是讲“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儒家不仅仅是讲“华夷之辩”的民族主义，而是有了比民族认同更高的思想，这就是文化认同。如果汉民族的精神是极端排外的，只认同汉民族的，那么今天的中国国土也不会如此大。中国长时间的统一与庞大的国土面积，得益于“文化认同”。
而退一步讲，如果没有儒家思想进入元朝政治中心，去影响蒙古贵族。那就不可能有儒家与伊斯兰教之争。元朝贵族阿难答，（1280）袭封为安西王，信奉伊斯兰教，把统辖唐兀之地（今宁夏、甘肃、陕西等地）的信仰都改造了。幸亏他争夺帝王失败。
中国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思想，特别没有儒臣进入政治中心，那么中国人被外来思想同化，就是水到渠成，毫无阻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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