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代研究发现，蒙元帝国存在时期，并没有明确的律法划分人种关系。
但是为什么网络上依旧传播着蒙元帝国时期”四等人”制度呢？（此文有些长）
主要的原因是来源于清末民初时期的史学家屠寄先生所著作的《蒙兀儿史记》，在此书中曾提及蒙元帝国时期的一些等级制度，其中南人、汉人在蒙元帝国中的地位是偏底下的。
随后清末时期的大革命时代，此书中的言论得到了革命党借用，来用攻击清政府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四等人”制度，是用来指桑骂槐式，指责满清政府的“满、蒙、藏、汉、苗”，其中汉人就如同蒙元时代时期一样，同样只能成为“四等人”。
这样指桑骂槐式的言论，很快就让国内的平民，尤其是受到压迫的汉人获得了共鸣。
曾经查阅“四等人”、“摔头胎”、“除夜权”的史书、碑文记载，可是只有“四等人”制度是来源于清末民初，其他两个均是来源于网络，并没有实质的史学根据。
随后听取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治安先生的课程之后，才了解到，蒙元时代，并没有明确律法、宗法规定划分有人种关系。
但是！蒙元帝国时代，依旧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现象
一、蒙元时期，虽有明确律法规定蒙汉之间的区别，但是贵族阶级并不管底层蒙古人的生死
李治安先生曾在课程时提及到，清朝时代，旗人的地位同样是凌驾在其他种族之上的。这并不能就说清政府时期，明文规定划分了种族的阶级、地位。这主要是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嫡系，即政治盟友；因此清朝时期的旗人地位，与蒙元时期的蒙古族地位的一样的，均是统治阶级扶持的、用于集权化的少数统治多数的一种政治手段。
可根据研究发现，在蒙元时期，并非是所有蒙古人的地位就相对其他种族还高。在李治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有个一个例子，底层蒙古人因经营不善，最终被当成奴隶贩卖到马穆鲁克王朝的。
且在《元史·和尚千奴传》就有相应记载，忽必烈早期附会汉法，创立了军户制度，可是由于蒙古贵族没有薪酬概念，因此元朝时期依旧保留了成吉思汗时代的习俗——军人需要自备战马、军备等，因此到了元朝时期，大量的蒙古军人调动时，经常因此而破产，最终全家沦为奴婢：
“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具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篙田产,甚则卖妻子。戍者未归,代者当发,前后相仍,困苦日甚。今边隆无事,而虚弹兵力,诚为非计,请以近甘肃之兵戍之。而山东、河南前戍者,官为出钱,赎其田产妻子,庶使少有疼也。”
清政府还制定了旗人制度，用来维护旗人的利益，而蒙元时期，蒙古贵族并不关心底层人民的死活，因此元朝时期，底层蒙古人卖身到汉人豪族家里为奴为婢的很少常见，而官府根本就没有任何理会。
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就是成吉思汗所制度的律法有巨大的瑕疵
蒙古人崇尚成吉思汗，并非是他那宏伟的战绩，而是他制定了一套律法，糅合了蒙古族，使得蒙古族从此规避了历史中草原种族，快速崛起又快速消亡。
但是成吉思汗制定的律法，很多是参考草原习俗来制定的。底层草原部落还能凭借铁木真的需求，快速获取晋升概率；可当阶级固化之后，底层人们只能依托投附于封君之下，才能获取晋升的机会。
可蒙古帝国的建立，是在不断糅合其他种族的前提之下产生的——最先被征服，并依附在王帐之下的部落、种族，比晚被征服的部落、种族，更获得王帐的信任，同时获取更大的权益及财富。
这就导致了，当蒙古发动覆灭世仇金国的战争时，大量投附于木华黎国王帐下的汉世候，就比最后投附的草原部落更有权益，并且在随后的四汗时期（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早期），形成了“国中之国”的状态。
这些汉世候，因分封在传统汉家北地区域内，大的几州，小则数县，可相对于蒙古草原的贫瘠，他们在上缴王帐规定的赋税之后，依旧能保留大量的财富，因此到了忽必烈时代时，汉世候已经形成对帝国统一的危害。
二、最先被征服，并依附在王帐之下的部落、种族，比晚被征服的部落、种族，更获得王帐的信任，同时获取更大的权益及财富
南宋是蒙古帝国最后征服的国度，因此在权益上面，是最低的。
另外，南宋与金朝对峙时期，金朝的汉人在蔑称南宋为“南蛮”，其实这主要是金国女真贵族的一种分化手段，即人为划分汉家北地的种族为汉人，汉家南地的种族为南人。
因此蒙古在覆灭金国之后，依旧延续了这个传统。由于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蒙古帝国，其本质依旧是奴隶分封制，因此早期的北地汉人获得的权益，其实比穆斯林（色目人）相对要高。
三、“四等人”制度的来由
为什么屠寄先生会说蒙兀儿帝国存在“四等人”制度？
就是来源于【最先被征服，并依附在王帐之下的部落、种族，比晚被征服的部落、种族，更获得王帐的信任，同时获取更大的权益及财富】。
成吉思汗时代，在覆灭世仇金国时，其实蒙古是两线作战体系的。成吉思汗统帅本部及西辽、高昌回纥等附属军，全力攻打花剌子模，而木华黎国王则统帅1.5万（也有说是1.2万）本部，其他的军队是唐兀军（早期被俘转化的党项人）、林中百姓（东北林区）、汉军（汉世候），全面攻打世仇金国。
由于汉世候在覆灭金国的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因花剌子模国王连续羞辱蒙古、羞辱成吉思汗。
因此早期时，穆斯林遭受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西征，基本都是被毁家灭国（特别是第三次旭烈兀西征，由于其军队来源于也里可温教、汉人，因此对待异教徒，并不会手软）。
故在成吉思汗时代，汉世候、汉儒臣在王帐之中是臣子形态的，而穆斯林则是以奴隶状态为主。
所以，蒙古帝国早期时，蒙古贵族是凌驾在其他种族之上的，而汉世候（汉儒臣）与色目人之间，应该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
（1）而忽必烈时代时，则出现了变化。主要原因就是主子相对信任奴隶，而非臣子。
比如灭宋的伯颜，就是旭烈兀的奴隶，是旭烈兀在西域时派遣到王帐请安的奴隶。后来忽必烈比较喜欢他，因此扣了下来。
还有奸相阿合马，其本身就是忽必烈皇后的家奴，后来在忽必烈怀疑汉臣时，成为蒙元朝廷的中书省平章。
（2）另外一个因素，强枝出现
其实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契丹王族、也是汉儒臣的耶律楚材已经跟窝阔台汗述说了宗王、万户、千户之间可能会形成“强枝”现象，因此请求分化，同时将中原地区收归国有等等
【“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帝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
虽然窝阔台汗时期，已经将中原区域设立州县，但汉世候的“军政合一”制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反而是蒙哥汗和忽必烈时期，为了制约汉世候，蒙哥汗干脆允许旭烈兀西征，抽调了大量汉世候的军队参与。
忽必烈即位时，若是考究其实本身就是一次夺权行为，他举办的忽里勒台会议，只有东道诸王（木华黎后裔及蒙哥征南宋时留下来的王族），大部分都是汉世候。
因此早期时，忽必烈比较信任汉世候，在他的身边有如姚枢、刘秉忠、杨镰等汉儒臣，同时因忽必烈不信奉儒学，还启用了儒学“心学”派的王文统作为中书省平章。
此时，忽必烈的幕府中，就是仿制唐朝秦王李世民所创的，一部分是管军的东道诸王与汉世候、一部则是管民的文官集团。
（3）、李檀叛乱，及文臣内部纷争
忽必烈抢先登基为帝后，与漠北的阿里不哥开战，就在他抽调汉军攻打漠北之时，江淮大都督李檀，趁机上奏说南宋有异动，请求了大量军械之后，突然返回其根基山东，并联合南宋（未出兵），起兵叛乱。
致使忽必烈陷入了两线作战之中，随后在汉儒臣及汉世候史天泽、及蒙古战将阿术的攻袭之下，很快就覆灭李檀的叛乱。
但是事后，忽必烈发现李檀叛乱之时，曾写信给汉儒臣中书省平章王文统，以及其他汉世候，如刘黑马等人，可是这些汉儒臣和汉世候并没有任何表示，即不参与叛乱，又不向中枢举报。
导致了忽必烈开始怀疑汉臣。最终当王文统被诛杀之后，忽必烈就快速提拔了皇后的陪嫁奴隶，阿合马。
且在随后覆灭南宋时，调走了汉臣刘整，并派遣伯颜与阿术负责襄樊战事、及覆灭南宋的战争。
同时汉儒臣之间的攻伐，也成为了忽必烈分化汉臣的机遇。朝会时，汉儒臣提出李檀叛乱的根源是来源于汉世候的“军政合一”：
【乱事之起，是由于诸侯权重，史天泽上奏：“兵民之机，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权，从此汉世候要么掌军、要么只能掌民。】
忽必烈不再全部信任汉臣，因此在覆灭南宋之后，施行了“多元制度”（一国多制）的管理模式。
漠北施行成吉思汗时代的律法，汉家北地（包含旧西夏区域、川蜀等长江以北区域）施行汉法，而南宋故地则继续延续南宋律法（修改版）。
但是在南宋故地，派遣达鲁花赤，虽然名义上与路总管、府州县令尹等平级，实则达鲁花赤最大。
随后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时，元朝进行改制，划分行省，及以下的行政区划依次为路、府、州、县和录事司，随后废除之前的规定，制定了新的律法《至元新格》。
但是这套律法，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虽依循唐律仿制而成，但内容则是律令判例混为一体。导致很繁琐。
再加上各级的达鲁花赤偏袒蒙古族群、和家奴群体（穆斯林），最终在律法、生活中就展现出了，南人的地位最低，而汉家北地的汉人仅高少许。
故而高度怀疑清末时期屠寄先生在翻阅资料时，尤其是忽必烈时期的刑法时，常出现蒙人或色目人在打死汉人时无罪判决，而汉人在反抗时捶打色目人时，则重判的案例。
因此才在《蒙兀儿史记》中提到蒙元时期分“蒙、色、汉、南”四等人。
但事实是后期，汉人尤其是汉儒臣、汉军、以及汉化的蒙古、色目贵族，已经成为元朝中枢的主干、甚至是抵抗明朝的中坚力量。
图片均来源网络
参考文献多取决于李治安教授的论文。
草原帝国辽国、金国和中原帝国宋朝对峙被元朝（1271年—1368年）终结。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统治者为蒙古孛儿只斤氏。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始为162年，从忽必烈定国号元开始历时98年，比暴秦的存在时间长一点儿。元朝退出中原后，北元政权一直持续到1402年，也是比较短命的。
元朝统治者把国民分成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除了蒙古人外，其他三种人（按照臣服时间排序）都是被统治者。连通常被看不起的色目人（如波斯人）政治地位也在汉族人之上。
把汉族人看做最为低等的人，不是忌惮汉人，而是体现了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政治优越感和军事压制。对待战败者，自然不会奉若上宾，往往是踩上一只脚，让其永不得翻身。
提及元世祖忽必烈治下的汉人，我在这里要说一说许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3日）老夫子。许夫子字仲平，号鲁斋，世称“鲁斋先生”。怀庆路河内县（今河南沁阳）人。金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许衡自幼勤读好学，之后为避战乱，常来往于河、洛之间，从姚枢得宋二程及朱熹著作，与姚枢及窦默相讲习。元宪宗四年（1254年），许衡应忽必烈之召出任京兆提学，授国子祭酒。至元六年（1269年），奉命与徐世隆定朝仪、官制。至元八年（1271年），拜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又领太史院事，与郭守敬修成《授时历》。至元十七年（1280年），因病归怀庆休养。
至元十八年（1281年），许衡去世，年七十三，赠荣禄大夫、司徒，谥号“文正”，后加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年），从祭孔庙。著有《读易私言》、《鲁斋遗书》等。他劝农“行汉法”，教授蒙古子弟儒学，将中原文化输入草原文化，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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