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武次位面》为您解答，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
这题主就没有搞清楚一个基本事实，决定大清国运的“塞防、海防大筹议”，朝廷重臣的意见分界是啥样的。
实际上，左宗棠、李鸿章二人拿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作为坚定的海防派，李鸿章认为新疆乃大清朝的权力远端，保持军事存在已经极为吃力，投入与获得又不成比例，且新疆与中原要地相隔千里，中间沙漠横绝，音信难通。即便予以放弃，对于关中乃至中原守备并无太大影响，反而能迫使英、俄在中亚提前对撞，进一步增强远东地区的安全性。而大清首都北京正在海边，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塘沽上陆直扑北京的惨烈教训，因此海防一旦有失，“变生肘腋”，不可不防，竭力要求在北洋一线构筑要塞体系，且建立强大的海军确保京师的安全；而左宗棠的意见与其截然相反，其虽然有“海陆并重”的想法，却是坚定的塞防派——针对于日本干涉台湾地区的行动，左宗棠拿出的应对措施并不是“筹办海军”，而是“诱敌深入”的打法，意图把海上来敌诱至纵深而后歼灭。对于新疆地区的变故，左宗棠态度极为坚定，新疆乃关中大门，一旦有失，对抗的前线就会立刻从中亚退到西安一线，传统的中国国土绝对安全的纵深地带将再无宁日，若西夷一路由新疆，一路由大海，东西对进，则大清朝毫无转圜之地，亡国之期就不远了。
左、李二人的意见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虽然都极为可贵，却也都问题多多：李鸿章虽然主张“海权”，却对海上战略的理解停留在“防线前移”的层面上，最终只停留在“防线前移到长山列岛”的地步，对于一支强大的有主战舰艇的海军存在目的是夺取制海权并确保海区的行动自由毫无深刻的认识；左宗棠虽然主张“海陆并用”，却对于海防的理解停留于“诱敌深入”，先打烂自家的瓶瓶罐罐，对于陆防的理解又停留于“保固京师/关中安全”，完全认识不到新疆与中亚绝佳的地理位置在19世纪晚期陆权复兴之时的巨大作用。这都是他们的缺陷。
既然搞清楚了左、李二人在“海防、塞防大筹议”中完全相左的意见，那么题主开的脑洞就可以得到解答了——完全是开玩笑嘛，你让一个心心恋恋想着放弃新疆的人去收复新疆，让一个心心恋恋想着诱敌深入的人去在海上打击日本，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同治皇帝与光绪皇帝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喝多了说疯话。当然，如果左公没有在1885年去世，而是在1895年指挥朝鲜方面的陆上战局，也许会比全军交由卫汝贵这种二流将领或叶志超这种畏敌如虎的将领统帅从结果要好些，但是其对于海军建设与海军作战的完全不在行，会让日本更加放心大胆地夺取制海权并在左公侧翼登陆，其结果就是左公好不容易在朝鲜掌握住了局面（但是从湘军体系在甲午战局中的糟糕表现来看，其战斗技术水准与战斗意志皆远远落后于淮军-北洋体系），却突然发现山县有朋已经在大连湾、金州城甚至山海关一线实施了两栖登陆，抄了自家后路。
最后说说左公对付阿古柏。湘军收复新疆的战役尽管在战略设计上可圈可点，抗拒俄国的意志更是气壮山河，但是战斗本身实在是技战术水平比较低下——阿古柏这一“缠夷”战斗力本来就不强，打喀什汉城的何步云、打库车的热西丁老汉、打“清真王”妥得璘等人都能打得磕磕绊绊笑料百出，清朝皇帝的大军一到，阿古柏除了抓紧时间跑路，其实没有更多机会。
左宗棠是主张自建军舰的代表人物，其创建的船政，由于选址没有从技术角度考虑，只能建造二千吨级以下的军舰。当然，左宗棠也不是完全不进口军舰，其没有主持船政时期，就不在船政造船，而是用船政的图纸在德国买了两艘一模一样的。当然，这是因为当时左宗棠已经和船政闹翻了，所以我们很难推断，左宗棠建设的北洋海军，会是什么样子，也就很难就甲午时期的中日海军实力对比做一个比较准确的对比。不过，北洋海军之所以被日本海军超过，是因为日本政府坚持海军建设不动摇，在这方面，左宗棠和李鸿章一样，很难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清政府一样还会继续醉生梦死，只要没有海防危机，就会把海军建设抛到脑后。所以我认为，左宗棠指挥甲午海战，结果不会有根本变化，因为日本一定会在自己海军已经胜过中国的情况下才会挑起战争。
后面半个问题就好回答多了。对手阿古柏和回民军残部的实力不会有变化，李鸿章的淮军比湘军、豫军实力更强、装备更好，胜得只会比左宗棠更快。而且李鸿章不会干像左宗棠那样拿着公款在玉门关种柳树这样无聊的事情，所以政府花的钱也会比历史上节约很多。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DoDo生活网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77dodo.com/aiwen/2505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