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尤其是徽宗时代，君昏臣暗，官僚贵族阶层穷奢极欲，宋徽宗为了一己之私欲，不断派人到江南去搜刮金银珠宝，奇花异石，用船运到汴京。许多农民家庭不堪负重，甚至家破人亡。
土地兼并也已近结束，大量失地农民流离失所，当时是具备农民起义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基础的。正所谓官逼民反，王小波、李顺、方腊、宋江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
《水浒传》以这一时代为背景，以很多生动的人物和故事，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画卷。
梁山群雄
但《水浒传》笔下的梁山水泊，实际领导层多出生底层官吏和下级军官，并无推翻封建统治阶级的意愿。犹其是其一号首领宋江，从开始上山就抱着“做大做强”后，以此为资本，接受招安、入朝为官的宗旨。
为达成此一终极目标，宋江做了三件事：一是排挤晁盖集团，打压真正想造反的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夺取了梁山领导权。
二是招降纳叛，将朝庭败将孙立、关胜、呼延灼、黄信、大财主卢俊义等，收入麾下，委以重任，丰满了自己的羽翼。
林冲雪夜上梁山
三是搭桥牵线，在完成以上两步骤之后，便公然为招安牵线搭桥。将败军之将高俅、童贯视为救命稻草，奉为上宾，捉了又放，这些行为，早己违背了上山之初，“替天行道”的初衷。
目的未达，又重金陏赂与皇帝有勾连的东京名妓李师师。“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首《念奴娇》，概括性地写出了宋江的所作所为所想所思，及其最终目的。
而闯王李自成造反之初，就提出了“均田免赋”“平买平卖“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这是李自成最终能推翻明王朝的根本原因。
武松打虎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梁山水泊领导核心未建立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农民政权的奋斗目标。而以接受招安为终极选择。终使啸集梁山水泊集义的绿林好汉们变身为封建王朝的鹰犬，落得一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由于那时候无产阶级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没有诞生。农民起义只能走李自成“改朝换代”路线，和宋江“投降主义”路线，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造反有理”，历史上包括李自成和宋江的农民起义，验证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真理。是值得歌颂的。但宋江的投降主义、李自成的皇权思维，都是应该批判的。
李自成起义
水泊梁山为什么不象李自成一样起来革命，而被招安，值得歌颂吗？我觉得这是个立场问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他们认为招安是对的，而且值得歌颂，统治阶级认为，他的江山，应该一牢永逸，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千年，万年，甚至永久，所以，他们见不的造反，造反就犯上作乱，直接威胁他的统治，甚至能够取代他，重新建立政权，实现王朝更替，所以必须残酷镇压，使其不能成为气候，最好扼杀于萌芽状态，使其永不得翻身。犹豫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只图自己享受，完全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只有推翻他，建立新的政权，才能有出路，才会有好日子过，才能彻底革命，李自成的革命，符合这个标准，明朝末年，大明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好几个皇帝，已经昏庸无道，不理朝政，任用宦官，胡作非为，皇亲国戚，富甲一方，搜刮钱财，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再加上天灾人祸，已经生活在濒临死亡的边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与其饿死，不如起来反抗，反正怎样都是一死，李自成是最底层的农民，家境贫寒，儿童时念过几天书，生活所迫，就去放羊了，其经历和朱元璋有点相似，但朱元璋比李自成更惨，朱元璋没想到的是，从前他革的是元朝的命，而现在李自成要革他后代的命，历史是惊人的相似，长大后的李自成惹上了官司，杀了举人，逃出来后，当了驿站的传令兵，将就度日，没想到，驿站取消了，没了饭碗，投奔高迎祥高闯王的起义军，高迎祥死后，接替闯王职务，称为李闯王，趁明朝和清军作战之机，攻到北京，推翻了大明统治，崇帧皇帝上吊，做了几天大顺皇帝，被清政府以及相互勾结的汉奸吴三桂，赶出北京，很快被消灭。宋江时代的宋朝，民族茅盾还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统治阶级虽然也是昏庸昏聩，四大奸臣当道，但还有一时的繁华，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的，没有特殊情况还不至于扯旗造反，水泊梁山这些造反的好汉，和方腊，田虎，王庆不一样，不都是逼上梁山，许多人是宋江和吴用，用计赚上梁山，梁山的革命，不坚决，不彻底，没有推翻统治者的概念，追求也简单，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已很满足了，作为水泊梁山领导人的宋江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极力想招安，把水泊梁山这支队伍推向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爪牙，不革命，反而反革命了，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这种倒退，是不值得歌颂的。宋江葬送了梁山好汉的大好前程，而他照样为统治阶级所不容，成为统治阶级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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