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请。
已经受邀回答过类似话题了。再被邀请,不胜荣幸,那就转换角度,加点新料,再答一次。
一,《山海经》是本很古老的书。“老”到什么时候呢?至少成书于公元前两三百年之前,或者还要早。
司马迁公元前100年前后开始写《史记》,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过《山海经》了。而且,他不是浮皮潦草地翻阅,一定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不然,他不会专门在《史记》里讲到,他为何不把《山海经》的记述写进《史记》。这说明,《山海经》在当时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说:“《禹本纪》 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翻译成白话文是:《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昆仑山有二千五百余里高,是日月相互隐避和各自发出光明之地。昆仑之上有醴泉和瑶池。”张骞出使大夏之后,最终找到了黄河的源头,从什么地方能看到《禹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谈论九州山川,《尚书》所说的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至于《禹本纪》和《山海经》里所记载的怪物,我不敢说。
这也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对所依据的材料,是十分客观和严谨的。另外,他没提到《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二,还可以证明《山海经》既古老又著名的一点,是司马迁出生时距秦皇焚书仅几十年,写《史记》时也仅百余年,但当时先秦的典籍已经极度稀缺。
能了解到六国或更早的文献,只有两条线索,一是今文经学,这是靠授业学者口口相传,然后由学生以篆书记录而成的古文献,主要是儒家的《六经》;第二,是藏于孔府墙壁等处,躲过秦廷搜检的古籍,这样的书籍以六国文字写成,形成了古文经学。
恰好,司马迁既跟随孔壁藏书的伏生,以及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又拜今文经学巨儒董仲舒为师。不论司马迁从哪个渠道读到了《山海经》,能被人背诵下来的一定是重要书籍;能藏于孔壁的也肯定是书中精华。总之,《山海经》这本书很不简单。 三,最早提及《山海经》作者的,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他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王刘交的后裔,后来改名叫刘秀,不过,此刘秀非彼刘秀。
刘歆比司马迁稍晚几十年,在儒学上很有造诣,于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亦为大家。
他校订了《山海经》,然后给汉哀帝上表,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他说《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等人。
比刘歆稍晚一点的东汉王充,接受他的说法,在自己的《论衡.别通篇》里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止,以所见闻,作山海经”——他说执笔写《山海经》的主要是伯益。
东汉还有一本很厉害的书,是赵烨写的《吴越春秋》。里面说:“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四,后来,历代学者研究《山海经》的不少,对刘歆所说的作者,臧否参半。不过,近代学者基本不认同这个说法,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如下——
1,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卫挺生,在《山经地理图考》一文中说,《山海经》是邹衍为“巨燕”时期的燕昭王制定的地理勘察纪录——邹衍是《山海经》作者。他又在《燕昭王之(大帝国)巨燕考》和《驺衍子今考》中做了进一步论证。 2,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认为,《山海经》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他写了《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做论证。
3,台湾学者史景成认为,《山海经》是楚国史巫之官在国势日衰、臣主共忧的局势下,应运而编纂之书。他写了《山海经新证》。
4,在这些人之前,清末的大学者郝懿行的观点很值得重视。他为郭璞所注《山海经》作了详细笺疏,并认为:“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tè);夏官职方亦掌天下地图;山师、川师掌山林川泽,致其珍异;邍(yuán)师辨其丘陵坟衍邍陉之名物;秋官复有冥氏、庶氏、冗氏、翨(chì)氏、柞氏、薙(tì)氏之属,掌攻犬鸟猛兽虫豸草木之怪蠥(niè)——他的意思是说,周朝官府中有各种各样的职官专门职掌天下舆图的档案资料,包括了中国境内的山川地理、动植物产及地下矿产、名山祭典、远方边裔的情状等等。《周礼》中,专门记载了邍、翨、薙这些分管官员的名字。
五,前面说的这几种观点,皆有其依据和考证。综合起来,确定《山海经》由谁创作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1,《山海经》成书之前,其内容已口头传播了相当长时间;正式调查纪录形成文字的,应为周朝王官,或诸侯职官,其中史巫亦为重要人物;其后,历经邹衍及其后学,包括史巫、方士之流秘观、改编;并且在形成系统文字过程中,与楚国有关。
2,《山海经》所包含的如此广博而深入的地理资料,不是邹衍或者他带领的燕国探勘队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居于南方的楚国史巫能深入各国、远方及外围可搜集到的。天下土地的地图、九州海外的舆情,只有周朝中央政府的世袭王官,才有可能保存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至少《山海经》里的《山经》部分,是周朝珍藏的舆图资料——
首先,《中山经》部分,以河、洛京畿为首,那是唐虞夏历代都城所在,也是周朝政治中心,为天下之中,非一般人能够进入并掌握其舆图;从书中可知,纪录《北山经》、《西山经》,是自京洛为中心向北、向西放射性展开调查纪录。
其次,书中记载的祭祀诸山区图腾神的祭仪,皆与《周礼》中的祭名、仪式相一致,显然是由中央职司祭祀的司巫,率领巫师集团担任,不可能出自诸侯国某些人之手。
再次,对于周朝的远方边裔,是需要“任土作贡”,向周王室“书面报告”,再由周朝职司贡职的官员整理所贡舆图予以保存,周王室靠此掌控海内外舆服情形。也正因为各地域分由不同职官纪录整理档案资料,书中不同部分,才有不同文笔、不同方言的歧异情况。 3,后来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逐渐强大,慢慢也有了掌握更多地理舆服情况的需要,且各自的行政班底日益完备,也有人开始职掌纪录地理舆服,于是出现巨燕、大楚从自己角度的记载。因此书中甚至出现以“西周”为称呼的字样。这样的内容,应为诸侯国纪录的国家档案。
4,古中国具有东、西两大神话体系,在《山海经》中俱备——炎、黄原发祥于西北,再向东发展,由此保留了早期西北的神话资料;东方滨海夷族,帝俊系统的神话资料是另一大宗,书中占了不少比重;另外,周朝统一后,殷商文化并未彻底沦没,书中保有其部分资料;还再加上南方之楚,成为重要一系,也拥有丰富的神话资料载于书中。《山海经》体现的这种神话体系纷然并陈的现象,一方面表现了非由有能力的政府一级而无法搜集;另一方面也说明聚集本身是一个过程。 (王子朝奔楚)
六,近些年来,关于王子朝奔楚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大影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深受宠爱。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未及立王子朝为太子而去世。国人拥立周景王嫡长子姬猛为王,王子朝击杀姬猛自立为王,后晋国攻打王子朝,而拥立姬匄,是为周敬王。于是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
这件事,是春秋晚期具有重大影响的转折性历史事件。楚本苗蛮,但自此以周王室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核心文化,南迁下行,使楚国文化一下丰富多彩起来。
而且,周朝典籍分散传播,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促生了其后的诸子百家争鸣。不然,何以楚地出土各种简帛最多,且突然春秋战国之交各诸侯国文化大盛。
同时,这件事也还涉及周朝史官老子的去向之谜;以及作为周王室档案的《山海经》的流失并至后来辗转于楚、燕,兼收并蓄,成为奇书。
王子朝奔楚,当在公元前515年前后,与老子、孔子同时。《山海经》成书,约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二书之间——即战国晚期形成《山海经》的原形;后又经汉代多人整理,成为流传至今版本。这个时间,与王子朝奔楚是契合的。
好消息是,在原来的楚界内,发现了名为“不见冢”的大片东周墓葬,随着保护及发掘,或许能够解开王子朝奔楚之迷。 (可能是“不见冢”的东周大墓遗址)
现在看到的《山海经》,三万余字,由《五藏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和《海内经》组成,总共十八篇(卷)。这个篇目,经历了若干次变化。汉成帝时尹感校订的仅为十三篇;哀帝时刘歆(刘秀)删汰、校订、合编为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收录的是前一个版本。至今流传的,是晋代郭璞整理注释的版本,原来为二十三篇,后出的改为十八篇。明代杨慎对郭本作过补注;清代郝懿行又作笺疏;毕沅依郭注重新校订,博采书传,被称善本。
(图片选自网络)
其具体作者无法确定!
按传统说法,《山海经》被认为是大禹亲眼目睹并讲述,伯益起名,上古时博物贤人夷坚所记录的。大禹在治水中,足迹遍布山海,“布土以定九州”后向臣下讲述了自已的见闻。大臣伯益(嬴姓始祖)把这些见闻起名为《山海经》,口口相传下来。
那么,记录者夷坚是何来历?对此史料并无太多记载,只是在《列子》、《庄子》中一笔带过,后世多认为他是上古通晓博物知识的贤人。不过,对于夷坚是否真实存在人们也有争议。因而连带着大禹、伯益作《山海经》一书也不被广泛认可。
关于《山海经》作者还有“无名氏杂取而成”说法,因为书中人们能看到《穆王传》、《庄子》、《列子》、《离骚》、《周书》……的影子,这种说法同样得不到公认。目前人们对此书作者多持“不可确认”的观点,这也为《山海经》涂上一层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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