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该何去何从

问题里说道，“一年一年地两地分居，回去吧没有好项目，不回吧不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的回忆！纠结。”

这确实是农民工群体的巨大困境。

我曾经做过春运的长篇报道，“每一年农民工都占大约春运总客流的70%——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测，2015年春运期间，在2.6亿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将达到1.6亿人。相当大程度上，‘春运’就是‘民工流’的替代词。”

古犹太人与亚美尼亚人失去家园的伤感历史，希腊人称之为“离散”（Diaspora），它意味着流离失所，无以为家。

而人类学家津津乐道的迁徙史诗，却在这个古老大国的当代史里反复上演——2.6亿的中国农民工，在过去三十年里离散漂泊，南渡北归，从未止歇。

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然而，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与户籍管理制度，让长年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明白，融入大城市是不可能事件。

漂泊四海的农民工在大城市里，从子女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到医疗保障、住房制度上，都无法与流入地原住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他们如同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劳碌，却将一切都留在农村，然后在春节返回故乡，因此形成了漫长的“春运”——春运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也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畸形胎儿。

这一点为官方所承认，早在2008年7月17日，带有官方色彩的《广东省情调研报告(2008年春运危机成因与对策的思考)》发布，该报告直言不讳，“春运难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农民工不能取得所在地的户籍，难以获得像当地人一样的‘国民待遇’，除了得到微薄的工资外，对城市的设施、保障、福利、子女教育没有享用的权利。户籍制度一日不改，‘乡愁’引发的春运危机还会重现。”

事实上，解决农民工难题，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难题。

其基本思路与途径无非三个方面：

1 市民化；

2 回流与返乡创业；

3 改善农民工生活状况

——而这三者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孤立关系，但往往陷入巨大争议中。

关于城镇化与户籍制度改革，社会学家陆学艺、党国英主张尽快让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给与他们完全的市民身份与待遇。

学者傅晨则认为，在没有条件完全取消户籍制度背后的城乡与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时，城镇化策略应该淡化与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差别，从而使户籍失去实际意义。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则认为，大规模农民市民化理论上可行，却很可能在实践上导致农民工沦为城市贫民。

多年来的巨大争议在2014年下半年被中国政府定调，比之于迅速的大规模农民工市民化，它采取一种更加稳妥和保守的方式。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从整体来看，该意见对于完全放开户籍管理持相对消极的态度，它并不旨在让多年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迅速成为当地市民。

相反，该《意见》服务于高层的人口分布调控目标，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增加户籍制度的开放性，而是为了引导人口向中小城镇就地转移，亦即“就近城镇化”。

我曾经在中国西南直辖市重庆做调查，发现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就近城镇化的高层政策，已经在这座城市开始执行，并且开始于2014年的《意见》之前数年，原文如下：

一个房间大约40平方米，如同中学教室一般的排列着桌椅，上面安置着专业的仪器与制作工具。大约20名女工共处一室，她们大多相貌年轻，有的衣着朴实，有的则染发。2015年1月31日这天，她们正戴着特制的手套制作手机电池。而这样的房间，在这个厂房里，大概有四层，每层有近十间。

这里不是富士康，亦并非广东，而是位于重庆市开州的重庆市紫建电子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正在成为开州“返乡创业”公司的典范，在这个工业园区，如此的返乡创业企业已经多达数十家。
这家由返乡创业者筚路蓝缕创办的公司，从2010年刚创办时不到50人，已经发展到2015年初的800余人。负责招聘的人事部主任廖占勇告诉亚洲周刊，公司年后还将招聘400人。“我们的员工流失率很低，去年总共流失了10%，返岗率一直很高，过去几年都是90%以上。刚刚创办时我们跑各大招聘会，现在很多人是凭口碑来的，”廖占勇说。

而在开州厚坝镇，一家名为“水云天度假村”的农家乐也获得当地政府“返乡创业示范单位”的称号，该公司创始人曾汉宇今年四十岁，厚坝镇人出身，曾经学习水产养殖专业，2010年回到故乡做起自己的实业，由于当地政府大力扶持返乡创业，他获得了来自政府资助的启动资金，从当地农民获得价格相对更低的土地。而如今，原本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已经为当地数百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

在重庆市开州的各个街道，随处可以看见由人社局、就业局和劳务办联合打出的宣传广告——“打工不必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照顾家庭又挣钱，就业市县工业园”。据开州就业局介绍，尽管在重庆打工的工资会低15%，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到故里，每一年回来的农民工在万人以上。

开州劳务办科长邓学实告诉记者，由于这些举措，这个曾经的“全国农民工输出示范县”，在2014年被评为“西部农民创业示范县”。在开州本地或者重庆市区打工的农民工，正在逐渐享有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

发生在这座西南区县里的变化，正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城镇化思路，也是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政策意志——“新型城镇化”以县镇为基础，实行就近的城镇化。

很大程度上，这一政策的依据有数据支撑，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调查，中国有2800个县，县域人口占总人口70%，而县域的经济占全国GDP的48.1%。

由于县域经济占比的重大，徐匡迪认为，城镇化应该在家乡附近通过产业升级、发展工业资源、农业来衍伸产业链，而没必要让农民工长途迁徙，往返天涯。

“城镇成为当前城镇化的主战场，我们不赞成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徐匡迪说。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他说，“一说城镇化，有的人就把眼光放在大城市，放在东部地区。我们一定要看到，中西部农村转移劳动力就近就业的重要意义。当中西部若干个集聚了生活、工作功能的小城镇不断涌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新的增长点。”

从目前西南地区县城的政策发展来看，这也正在成为国家层面解决农民工难题，釜底抽薪的一种思路。

而在一些研究机构看来，这一思路并不可取——大陆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发表文章《媒体对户籍改革过于乐观实际改革力度不如预期》，其分析后得出结论，“引导人口向中小城镇就地转移，最终的落实效果如何，目前看来可能不容乐观。”

大陆学者黄锟也在专著《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一书中对“返乡创业”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对比分析后的结论是，“返乡创业”的就近城镇化与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只是治标之策，人口流动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取消户籍壁垒，农民工市民化是唯一的办法。

由于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涌向一线等城市，造就了一些城市出现，大量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以自从2015年以来，国家对于农民工回乡创业给与了极大地政策支持，我人问了，创业需要资金，农民工哪来的资金。据我所知，有相当一部分人外出打工的收入都不低，比一些机关单位吃死工资挣得多多了，由于职业原因，我在今年曾走访过很多回乡创业成功的优秀创业者，下面就举个例子。

在我们当地乡镇有一位葡萄大王，他曾经就是一位农民工，他20多岁就离开家乡，到南方打工，他是在南方的一个种植水果的公司管理葡萄，后来经过几年的工作，就回家自己单干，在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种植面积达到1000多亩的葡萄园。他呢就是在把自己外地打工学到的经验引到家乡，自己创业，有的朋友可能说了，我在外地是建筑工，拿回家能干啥，据我所知，在每个地方的农业局都有个下属单位，叫做农广校，这个学校呢是培养新型农民的学校，什么是新型农民呢，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在现代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他们学校是完全免费的教你技术，交你管理，而会带给你一定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