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张居正没了，次要原因戚继光只愿意做一个“武将”，并不想参入政治，壮大自己的势力。
张居正在内阁十六年，隆庆6年，万历10年，隆庆时期与高拱合作，万历时期独掌大权。张居正一直负责军务工作，特别重视军事人才，而张居正（加高拱）在边疆防务方面，就看中了二人，一个是李成梁，一个就是戚继光。
明朝“九边”中，保护京师最重要的二镇是宣府镇与蓟州镇，这二镇是明朝的“盾”，张居正就交给戚继光守，至于“剑”就交给辽东的李成梁做，这二人工作效率极高，又相互配合，确实保证了京师的安全。
戚继光也因为有张居正的支持，即使是官衔比他大的人也不敢轻易得罪他。
“如今上初戚继光在蓟镇，以总兵官加总理，专司训练，并督抚麾下裨将标兵俱属操演调遣，生杀在握，文吏俱仰其鼻息，则江陵公特优假之，非他帅所得比。”
但是立功的事给李成梁，挨打的事由戚继光做，戚继光当然不高兴，所以戚继光要求“请兵十万……南兵除请募三千鸟铳外，再募取臣旧练经历战阵者七千，共合一万，专属于臣，居中专练。”
张居正当然不答应，叫你是来做保镖保卫京师的，出外征战不是你的工作。戚继光的建言被否，再加上官职下降，十分消沉，戚继光意志颇为消沉，就说：“缘蓟以近京畿，故重于举指，而将吏有窟议，事多掣肘，即制府亦为人言，倦矣。”
张居正也十分担心他，在给戚继光上级谭纶的信中询问戚继光的近况：“戚帅久不闻问，不知比来何如？”
后来经张居正谭纶等人劝导，戚继光也认了，不练兵了，就在边界修建防御工事，顺便组建车军。张居正当首辅后，戚继光又组成新骑兵，加装火器，编练新军，时常在边界溜达，虽然不能远征，而这一切张居正都支持（只要不跑远，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李成梁在辽东”立功“，带着精锐骑兵经常去草原”劫掠“游牧民族（与后金努尔哈赤的仇也是此时结的），没事还谎报军功，张居正是看得清，只是”劝告“李成梁别太夸大军功，其它的也就争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了，不过功劳还是给李成梁加上了。
戚继光干苦活，没功劳也有苦劳，张居正也给戚继光加官进爵，戚继光这个”少保“就是凭军功得来的。
但是戚李二人有极大的不同，戚继光类似职业军人，理想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李成梁类似军阀，在辽东奉行”养寇“政策，又使劲讨好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后的首辅）等人，又将自己的家将安排在辽东大大小小的职位上，又大量购买土地，俨然是辽东地区的大地主。
这就造成了，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包括戚家军）并没有在朝廷上的影响人物，且是些地方总兵式的人物，比如戚继美、戚金。而李成梁，因为养寇自重，辽东没他真不行，遭罢免后，又被启用，上任辽东。
李成梁的家将有一个叫祖承训的，就是后面祖大寿，祖大乐等人的长辈，而祖大寿的部属有一个叫吴襄，吴襄的妻子就是祖大寿的妹妹，吴襄的儿子叫吴三桂。李家，祖家与吴家是辽东的最大地主，家族势力深耕辽东也是从李成梁时起的。
二者的命运不一样，戚继光只是比较单纯的武将，并没有学李成梁那样做。不过戚继光与李成梁是极好的朋友，尤其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更是戚继光的铁杆粉丝，《纪效新书》可是李如松打倭寇的教学指南。
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招募朴实勇敢的农民和矿工，组建新的抗倭军队，采用新的军队编制方法，严格进行武艺和兵器训练，同时注重全体将士的保家卫国的教育。革新了对倭寇的战术，创立了鸳鸯阵法，在抗击倭寇的作战中大显身手，所向披靡。
“戚家军”这支大明的抗倭生力军先后同倭寇作战80多次，屡战屡胜未尝败绩，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累经多年荡平了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倭患。在军事生涯的间隙还撰写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军事学术著作，是戚继光本人抗倭实战经验总结，也反映了当代军队训练作战等情况，为后人所推崇。
戚继光这样一位名族英雄，杰出的军事家被明万历皇帝过河拆桥般弃用最后郁郁而终，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这不得不提到明代也是传统封建社会祸国殃民的“朋友圈”政治，庙堂之上山头林立，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文臣武将是否能得到重用，他具有何德何能有时真的不那么重要，关键要看他是否是当权派自己圈子里的人，如果是否定的，那么他纵然有经天纬地之才对国家有利，对自己的小集团相反是绝对有害，接下来就尽一切可能给予掣肘或横加迫害。
明代到了中后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你方唱罢我登场，作为明帝国的内阁首辅们哪一个不是靠尔虞我诈上台，谁又不是玩“朋友圈”的高手。大明的功臣名将，朝堂清流没有谁能逃脱得了这种政治漩涡，除非你及早看破红尘，跳出五行，否则回家做个富家翁也难。
戚继光也不例外，当然他的实干，军事能力确实出类拔萃，但除了他个人的努力外，当时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对他的赏识和器重也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张居正用人大胆不疑，在戚继光抗倭期间包括之后奉调北上驻守蓟州拱卫京畿，张居正和其“朋友圈”向戚继光提供了各项优惠政策，给予其大力的支持，甚至调离那些和戚继光作对的官员，才使戚继光能够将其军事才能发挥地淋漓尽致。
也正因为如此，戚继光在客观上成了张居正“朋友圈”的死党，在随后的清算张居正的政治运动中，戚继光无疑会连带遭到打击，这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万历皇帝的授意和纵容下，张居正成了欺君罔上，不忠不孝，五毒俱全的罪人，他的家产，子孙无一幸免。
张居正的政敌们清算前任首辅乐得落井下石，同时矛头又指向其“死党”戚继光。当然罪名无非是一些“莫须有”的“谋逆”，这时候给戚继光编排个罪名实在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搞臭搞烂张居正的“朋友圈”，牺牲个把功臣名将在所不惜。
很自然地戚继光被调离京畿重地，去南方出任广东总兵，离开帝国的政治核心，从此处江湖之远，不再经受政坛的风云突变也未尝不可。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朝堂上丝毫不允许有张居正的“流毒”，一点都不让他的“朋友圈”有残存空间。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分子会迎合皇帝的心思，痛打落水狗是各朝各代的传统习惯。
万历十二年十一月，有人上奏弹劾戚继光，皇帝下诏罢免戚继光的广东总兵，一代名将就此彻底被罢官，成了官场倾扎的弃子，永远失去了跃马扬鞭报效国家的机会。苍老憔悴，郁郁寡欢，清贫落魄的生活使戚继光一病不起，三年过后一代将星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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