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抗倭英雄吗

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并称抗倭“俞龙戚虎”。只是俞大猷为人低调，军功被人冒领，运气比稍晚的戚继光差了不少。关键是朝廷被奸臣把持、皇帝比较昏庸。和平时间长了，有了战事军功，自然新鲜，每个人都想染指、分一杯羹！戚继光出现较晚，新鲜劲过了，朝廷把关也规范了。按说俞大猷军功绝不比戚继光差，甚至更高。否则，俞龙也就排不到戚虎前面了。一句话，也就是俞大猷太老实，不会来事。性格固执，不太听话造成的。俞大猷为人善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就是这个原因。

俞大猷（1503－1579年），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汉族，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诗人、民族英雄，还是一位兵器发明家。著有《正气堂集》、《兵法发微》、《剑经》等书。同戚继光、刘显齐名，与戚继光并称为抗倭“俞龙戚虎”。 俞大猷历任明朝三代，一生战功累累。军功多次被人冒领，经常被人弹劾而免官。但俞大猷却从来不计较这些，仍旧全力打击倭寇。为明代扫除倭寇侵扰做出了重大贡献！

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祖籍安徽凤阳，其先祖俞敏曾跟随明太祖朱元璋打过天下，以开国功臣身份任福建泉州卫百户长，至俞大猷父亲俞元赞这一代已经历五代。俞大猷出生时，家境败落。生活主要靠父亲少有的津贴和母亲杨氏编制渔网过活。但俞大猷的父母认为：生活再艰难，也要让孩子读书识字，演习武艺。俞大猷5岁就离开家乡在河市入私塾读书，兼习武艺。10岁时转入晋江，拜王宣、林福为师学习《易经》，并得到蔡清的真传。后以拜赵本学学习用《易》，推演出来的兵法。15岁时考中文秀才。俞大猷在学文期间，武艺也很有长进，后又拜南少林高手李良钦为师，在赵本学、李良钦等人指导下，武艺进步很快。还学会了排兵布阵、截击阻杀、应付各种突发事务的能力和做人的权谋。

20岁那年，父亲病逝，俞大猷放弃学业，继承了百户的世袭职务。嘉靖十四年（1535年），俞大猷参加全国武举人考试，他写了一篇名为《安全国全军之道》，受到兵部尚书毛伯温的赏识，获全国武举人第五名，被朝廷任命为千户，守御金门。金门是个海岛，是明洪武年间筑城，取“固若金汤”之意，守卫南大门，故名“金门”。那里民风彪悍，难以治理。俞大猷到任后，遍访民情，从办学、止讼，缉拿、打击黑恶势力入手。俞大猷在金门五年期间，百姓再无诉讼，官府也再无缉拿一人。金门人称其为“俞佛”！金门人后来还为他建造生祠纪念。

时金门附近海域有倭寇出没，以杀人越货为害。俞大猷上书监司衙门报告此事，陈述破敌之策。不仅没被采纳，反被斥责“小校安得上书”，将其杖责革职。俞大猷离开金门20年后，他的门生杨继宏守金门，特构石筑亭纪念老师，书联“啸喝气雄吞宇宙；卧休神隐静风波”于亭柱上。这是后话。兵部尚书毛伯温欲征讨安南（今越南），俞大猷上书求从军，后因故停征，俞大猷没能效力。

嘉靖二十一年（1543年），俞大猷升为都指挥佥事（明置都指挥使属官）。时逢俺答（蒙古旧称）人侵犯山西，毛伯温将俞大猷推荐给宣大总督翟鹏。未被重用。只是让俞大猷在大同率兵抗敌，当时天寒地冻，战斗惨烈。俞大猷取得胜利，但战功被人冒领。后来俞大猷回汀州任汀漳守备（相当于今县武装部长），发出了“何日扫清俺答尘，复当饮马长城窟”的遗憾！叹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施展抱负，报效国家啊！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俞大猷率本部击破海贼康老，俘斩3百余人；斩杀叛军头目苏青蛇、降服渠魁；并先后平定了新兴、恩平的叛乱。俞大猷因功擢升为备倭都指挥佥事，隶属广东都司。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右副都御史朱纨巡视福建，推荐俞大猷为福建备倭都指挥，这时正值安南入侵，两广总督欧阳必进上奏留下俞大猷效力。安南（越南）都统使莫福海去世，他的儿子莫宏瀷（yì）尚幼。大臣阮敬想拥立莫福海的女婿莫敬典，另一大臣范子仪想拥立其自己的死党莫正中，双方相互仇杀。莫正中兵败，带百余人投靠了明朝。范子仪收集残卒逃往海东，羽翼丰满后，范子仪带兵侵犯钦州、廉州（今广西北部湾），他们经常在这一带海域、边境扰乱抢劫。欧阳必进升俞大猷为游击参将，带兵前往讨伐。俞大猷率军在冠头岭设伏，伏击了范子仪的陆上兵马。又在海上追战数日，生擒范子仪的弟弟范子流，斩首1千2百级。传檄安南斩杀范子仪，拿首级来献，安南之患就此平息。当朝宰辅严嵩却将俞大猷压制其功不报，仅赏赉银50两了事。

同年，琼州（今海南）五指山豪强那燕，唆使串通感恩、昌化黎民等部一同反叛。俞大猷与广西副将沈希仪奉命前去平叛，擒杀那燕，斩杀叛军5千3百多人，招降3千7百余人。俞大猷征得欧阳必进同意，只身一人前往与五指山百姓谈判，他与黎民约定：建立城镇，黎民与汉人一律平等，用汉人之法统一管理！各部间不得相互寻衅滋事，否则，部首必当处死。海南一带由此得到安定。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由于倭寇多年未靖，尝到了甜头，大批倭寇从今日本、韩国等地蜂拥而至，他们大肆疯狂进犯浙东一带。在内贼的帮助下，倭寇攻陷了绍兴临山卫（今浙江余姚西）。明世宗朱厚熜下诏调任俞大猷为宁波、台州等诸郡参将。俞大猷到任后，实行联防和报警机制，发现倭寇后坚决抗击。俞大猷则带兵重点搜寻倭寇隐匿之所，发现倭寇在当地隐匿不报者，实行“连坐”问罪。在俞大猷的坚决打击下，倭寇抱头鼠窜，浙东一带倭寇听到“俞大猷”几个字，就吓得心惊肉跳，只好逃往他处。俞大猷与当地知县罗拱辰在抵御倭寇的进攻中取得较大的战果，但竟被朝廷中有人以虚报战绩为名，而停发了他们的薪俸。后来朝廷派人前来，亲自看到俞大猷等又在海上击破倭寇，焚烧倭船50余条，朝廷这才恢复了他们俸禄的发放。但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后将俞大猷、戚继光、邓城等联合作战的沥港改称为“平倭港”，并立下“平倭碑”纪念。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见浙东南没了立足之地，便北移占据宁波、舟山附近岛屿，倭寇主力还占据着普陀山，继续为害百姓。俞大猷奉命率军前往讨伐，武举人火斌等将士要求率先攻打普陀山，俞大猷不得已同意了。将士们攻至半山，倭寇突然大开城门杀了出来，火斌等人措手不及，火斌等3百人被倭寇所杀，俞大猷因此获罪，但朝廷仍让俞大猷“戴罪”，继续攻打倭寇。不久，俞大猷在吴淞（今上海北部）附近大败倭寇，这才功过相抵，得以免罪。

不久，俞大猷又击败了攻掠健跳所的倭寇。取代汤克宽、苏松的副总兵职位。当时倭寇有两万多兵力，俞大猷所领的兵力还不足3百人，朝廷调集的各路兵马尚未到来，在严嵩的亲信赵文华、胡宗宪等催促下，两江总督张经只好强行让俞大猷出战，俞大猷寡不敌众，在金山被倭寇击败。两江总督张经强准备再战，被俞大猷坚决制止。等到永顺、保靖的援兵到来后，俞大猷主动出战，在王江泾（今属浙江嘉兴）大败倭寇，但功劳却被无尺寸之功的赵文华、胡宗宪等人掠去。俞大猷则因金山之败，在巡抚曹邦福的弹劾下，遭到降职处分。总督张经则被安了一个“养寇失机”罪名下狱，不久被人害死。

就在俞大猷降为闲职期间，倭寇卷土再来，他们纠集了3百多人，在海上30余艘战船的支持下，登上悬崖，沿着华亭陶宅（今上海奉贤东北），屡次打败在这里驻守的赵文华部。赵文华无能，打不过倭寇，在四处求救无果后，致书严嵩。在严嵩操作下，朝廷任命都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职管辖江苏、吴淞诸郡。在治理倭患中，刘远毫无作为，倭寇声势更大。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春，在朝中大臣的力争下，俞大猷代替刘远出任浙江总兵官。俞大猷先后在西庵（今属浙江宁波）、沈庄（今属上海浦东）、清水洼（今属浙江温州）、黄埔（今上海黄埔）等战役中接连获胜。俗话说“不怕贼偷，只怕贼惦记”，从上面战役看，就会发现端倪：倭寇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你防不胜防。俞大猷更绝：将大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各地与邻近协防。和倭寇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敌动我动，敌不动我不动，我动则直奔要害。也就是俞大猷说的“先计后战，不贪近功”。

俞大猷在同倭寇多年作战中，逐步摸清了敌人规律：倭寇无海船保护，抢不多、逃跑慢；有海船保护，抢的多，逃跑快。俞大猷则依据这个规律，根据倭寇海船，断定倭寇位置，自己就在那个地方守候。也就是像猫一样蹲守在鼠道上，老鼠出来必被抓住。因此，浙东抗倭时期，是俞大猷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俞大猷升任浙江都督同知，顶头上司就是那个冒领战功的两江总督胡宗宪，因倭寇在浙沪一带无法生存，窜至闽广海域。朝廷将俞大猷调任闽广抗倭。倭寇与当地海匪王直（一作汪直）勾结为害甚大。王直驻扎在一个奇险的无名岛上，明军无法将其剿灭。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妻儿骗到杭州，逼迫王直投降，王直原则上同意了，就在王直见胡宗宪时，被巡按御史逮捕下狱。岛上王直的养子毛海峰闻知，就把胡宗宪派在岛上的联络官肢解了。在倭寇支持下，毛海峰率5百人离开闽广无名岛，占领了岑港（今浙江舟山）。

俞大猷本来就不同意胡宗宪他们这样的做法，事到如此，不得不接受现实。俞大猷、戚继光只好硬着头皮攻打岑港。这一仗死伤很大、攻击失败。御史李瑚认为是胡宗宪纵贼。胡宗宪则怀疑是俞大猷给在岑港的同乡李瑚提供了情报，所以才造成明军伤亡很大的。他们就将俞大猷抓捕下狱。明锦衣卫驻江浙头目陆炳侦知俞大猷无罪，为了打通关节，送了不少钱给严世藩，严世藩指点陆炳：让文渊阁大学士徐阶做保，严世藩、陆炳作为内应，俞大猷这才免难出狱。让俞大猷到山西大同戴“罪”立功。就在这个时候，倭寇乘机返回浙沪一带。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俞大猷来到大同，没想到这次主帅是晋江潘湖老乡黄光升，当时，黄光升任川湖滇三省总督、兵部侍郎。黄光升很早以前就从兵部尚书毛伯温那里了解到了俞大猷，后来又在浙东抗倭战绩报告中加深了对俞大猷的映像。黄光升重其才，让他参与作战部署和后勤工作。俞大猷在侦查考察地形，结合作战实际后，设计制造出了独轮车，用它代替马运驴驮、运输粮草弹药。省下的马匹用于更多的骑兵作战。同时，他还改进了大炮，使之威力更大。经过作战使用，效力明显提高。在黄光升的庇护下，俞大猷总算消除了“罪愆”。

从嘉靖四十年（1561年）起，俞大猷转调南方作战，主要是平叛事宜。倭寇在俞大猷当年的打击下，在浙沪几乎没有藏身之地，只好窜到闽、粤一带。戚继光在福建平倭时，他们返回浙沪。等地戚继光胜利返回浙江。倭寇又窜至闽粤海域。1562年，福建一带倭的寇纠集海匪1万多人，汇合南澳（广东及海南）倭寇海匪的数千人，共近两万人马攻陷兴化（今福建莆田仙游），这些倭寇连破邵武、罗源、政和、寿宁、宁德等多地。福建副总兵刘显当时只有7百余名老弱病残之兵，料知不敌，上报朝廷。朝廷这会儿又得知倭寇占领了平海卫，这个地方是明太祖朱元璋时，专门为抗倭所修筑城池，这一下还得，不是打了嘉靖帝的脸吗？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二月，朝廷免去福建总兵游震得的职务。急忙调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会同福建副总兵刘显作战。戚继光军正在浙江休整。俞大猷、刘显分驻秀山、明山，互为犄角，防止倭寇事态扩大。待戚继光到后彻底消灭这股倭寇。此时，戚继光尚在浙江招组兵马，一时半会儿赶不到。俞大猷在给福建巡抚谭纶的《兴化灭倭论》中说：“今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官兵之数仅与之相当，约日列阵以合战，胜负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实我虚，彼饱我饥，彼逸我劳，万一被其挫创，东南大势去矣”！在谈到我方对策时，他说：“遇异常之变，必设异常之谋，方可成异常之功”，我们应该采用“敌以战为守，我以守为攻”的方针，采用“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之法围困倭寇。谭纶对俞大猷这个战法极为赞同，让俞大猷放手大胆去实施。俞大猷针对倭寇多为浪人、武士。当地海匪多为地痞、无赖的特点。俞大猷专门让刘显多招一些熟悉地形，与倭寇、海匪有仇的闽粤勇士充实队伍；又让当地官员组织强壮渔民、乡勇编入民兵队伍；实行联防协助、平战结合，减少今后倭寇扰乱的损失。

这年四月，戚继光兵到，俞大猷让戚继光所率主力担任中军为主攻，自己和刘显为左、右两侧为助攻。当地官员和民兵做为接应。这一仗经过5个多小时，歼敌2千2百多人，解救被挟持的百姓3千多人。战事发展与俞大猷当初的设想一致。取得了抗倭历史上有名的“兴化大捷”！然而，嘉靖皇帝却听信谗言，仅给主将俞大猷“赉银四十两”草草了事。俞大猷则淡然处之，没有声张。

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到万历七年（1579年），俞大猷历经三朝，主要坐镇闽粤一带，虽有几次战事，但大都是些平叛，剿海匪的工作。万历元年（1573年），俞大猷计划进剿澎湖，执行时被人掣肘：先是调走他的士兵，说好的援军这时又不来了，因此俞大猷作战失利。俞大猷被贬为军事训练官。万历八年（1580年），俞大猷病逝，据说俞大猷先一天还在领兵作训。但这一回，朝廷总算没有忘记他，追赠俞大猷为左都督、赐谥为“武襄”。

和他同过事的兵部尚书谭纶此前曾致书俞大猷，大意是说：“节制精明，你不如我（指谭纶自己）；敢于赏罚，你不及戚继光；冲锋陷阵，你不比刘显；然而这些，（我们）都不比不上你的谋略智慧和宽宏大度啊”！ 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评价俞大猷：“任环效命留都，俞大猷经营两浙，戚继光驱驰闽海。类皆大国干城，足以灭此朝食”。《明史》主编撰官张廷玉说：“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又说：“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

俞大猷善于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经常化被动为主动，始终掌握战局的主动权，充分显示了他的战争智慧。俞大猷因此也成了著名的抗倭名将！

俞大猷，晋江人是也，是明朝的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诗人。军事上有所成就，曾在海上歼灭倭寇，还建立了车营，更是著作了兵法发微，洗海近事，镇闽议稿等等军事著作。

其在浙东战役，浙西战役，伪倭战役，兴化之战，潮州之战，讨平流寇的诸多战役中有胜利也有失败。特别是在浙东战役中虽然是浴血奋战，但是还一度革职，让其戴罪立功，还差点人头不保。晋升的路上曲折坎坷不断。而戚继光就不同了，在岑港之战，台州之战，福建之战，以及兴化之战，仙游之战都未尝一败，甚至在北御鞑靼中也没让北蛮夷赚的好处，官职一路上升，军事成就也是极其耀眼的。写了两部重要的兵书，纪效新书和另外一部练兵实纪，这两部兵书是他总结练兵打仗的经验所得，在军事上有很高的地位，其发明了鸳鸯阵，车营，金山岭，和空心敌台，以及戚氏军刀，狼宪，火炮。个人觉得戚继光的名声要比俞大猷的名声更大些，认为戚继光的本事比俞大猷的大，从战绩上就可以轻易而举的看出来，戚继光没有败仗，而俞大猷每次在战役中都或多或少的吃败仗，这给了嘉靖帝很不好的印象。虽然两个人都是浴血奋战，都对明朝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献，而在当时的环境里，皇帝最不想听的就是打了败仗，这有损天朝威严，所以才会一度打压俞大猷，扶持戚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