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叛徒都有谁

纵观历史，出现过的叛徒可谓数不胜数，秦末的英布、汉末的吕布、明末的吴三桂……。以上这些人，都是如雷贯耳的叛徒，都极大地影响了所处时代的历史走向。

今年是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我们在缅怀和讴歌无数优秀共产党员的同时，也不应该回避客观历史，回避曾给党抹黑的败类和叛徒。

接下来，文史不假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回顾党史中令人不齿的叛徒张国焘，还原他“入党20年，反党40年”的丑陋人生。

张国焘（1897年11月——1979年12月），别名张特立，字恺荫，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因为分裂党和军队而遭到批判，不思悔改竟出逃国民党，沦为了可耻的叛徒和罪人。

1897年，张国焘出生于江西省萍乡的一户官宦人家。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从小就表现得非常积极上进，更被家族寄予了无限厚望，期待他日后通过科举考试光宗耀祖。

1905年，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等重臣的奏请下，慈禧太后最终同意废除科举制度。受此影响，张国焘被迫开始接受新式的教育，接触新文化的熏陶，成绩同样非常的出众。

辛亥革命后，延续两百多年的满清帝国和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推翻了。尤其是，在胡适、蔡元培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带领下，1915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北京成了全国青年的向往之地。

1916年，张国焘波澜不惊地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班，迅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凭借出色的演说能力和鼓动能力，他很快成为了学生中间的积极分子。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国焘更是异常的积极主动，被推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不过，由于太过于高调，他被北洋政府逮捕后关押。

被营救出狱后，张国焘前往上海参加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继续宣扬自己高调的革命理论。不久，他得到了陈独秀的赏识，不断得到出境和亮相的机会，俨然成为了中国青年的榜样。

1921年7月23日，筹备已久的中共“一大”终于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张国焘和李达、李汉俊、董必武、毛泽东、王尽美、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一共13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成功进入由三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局。

从此以后，张国焘身上的一些旧社会习气也逐渐凸显了出来，比如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贪慕虚荣，心胸狭窄等。或许，正是这些陋习的积累，才导致了他今后的人生命运，导致他成为一名反革命者。

1927年，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被人寄于厚望的大革命失败了。同时，长期在国共合作中坚持右倾路线的陈独秀也遭到了批判。

此后，曾被陈独秀批判为“左”倾的张国焘快速崛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第二年，他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1931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张国焘从苏联回国，被中央委派到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到任后，他的个人恶习再次蔓延，为了树立权威竟然对苏区的所有成绩都进行了否定，开始大搞特搞清洗和整顿。

尤其是，张国焘抓住原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层大多出身地主家庭的客观事实，不断进行上纲上线。加之，当时中央也受到了严重的“左”倾路线影响，竟然支持或者默许了他的做法，将原本稳定团结的鄂豫皖苏区搞得乌烟瘴气。据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

当时，“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转变过来的，不论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都一律严审；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平时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上过私塾的一律严审。对于这些被审查的对象，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

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王明、博古等人逐渐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更加推行起了以“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为特点的“左”倾路线。

在此背景下，党组织了公开的一系列斗争，虽然对国民党当局造成了有限的打击，但自身的损失更大。甚至于，就连位于上海的中央总部都时刻处在暴露的危险中。

为了安全起见，中央总部只得分批搬到了位于江西的井冈山根据地。于是，这种“左”倾错误路线直接蔓延到了红军队伍中，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

长征的初期，博古、李德又犯了严重的“逃跑主义”路线，导致红一方面军大幅度牺牲和减员。一场湘江之战，红军损失过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随后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洛甫和王稼祥等人多次向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希望召开会议及时纠正。最终，中央通过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重新确立了正确的路线和方向。

之后，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通过运动战成功跳出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逐渐化被动为主动。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在汉源击溃了四川军阀杨森所部后翻越了大雪山，成功到达了四川懋功达维地区。在此，红一方面军与李先念率领负责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合，实现了著名的“懋功会师”。

两军会师后，随即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当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博古、凯丰、王稼祥和张国焘等人，一同商讨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在会上，大家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的形势，强调了“北上抗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准备向北建立起川陕甘根据地。表面看起来，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但实际上却埋下了隐患。

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不足三万人，而且战斗力不高，而自己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之多。于是，他竟然萌生了向党要权甚至是夺权的想法。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暗中反对北上，而且不断煽风点火蛊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他提出，中央决策有误，应该向西康发展并建立“川康政府”才是正确决定。

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毛主席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主张采取灵活的策略应对。经他提议，中央还正式任命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一职，希望他能迷途知返。

但是，张国焘却得寸进尺，继续鼓吹北方路线错误，甚至不断散布不利于团结的言论。不得以，中央只得率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成功抵达了陕北与刘志丹会师。

而张国焘则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史称“第二中央”），自任中央主席。甚至，他还以“中央”的名义开除了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的党籍，公然分裂党。

红一方面军北上后，终于打开了局面，成功站稳了脚跟。而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却频频受阻，在百丈一带与川军连续僵持三个月的时间，双方都损耗严重。

受此影响，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反对声和质疑声也渐渐多了起来，张国焘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在朱德、徐向前等同志的劝说下，他只得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接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准备率军北上。

1936年10月，随着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终于胜利结束了。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红九军团等部组成了“西路军”，由陈昌浩担任前委书记兼西路军政委，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

张国焘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立即就遭到了党内的批判。但是，他依然顽固地认为自己南下的路线并不是逃跑，并没有错误。

到了1937年3月底，张国焘经过了党内的长期批评教育，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于他的可喜转变，毛主席大为高兴，公开称赞“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党中央对张国焘采取了“批评加礼遇”的政策。在毛主席建议下，张国焘被安排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后成为了代理主席。

1937年底，长期留苏担任共产国际执委的王明回国了，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对此，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

王明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仿佛是在传达圣旨。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却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由于长期的积怨，张国焘和王明非常不对付。此时，他内心深处是惧怕王明的，因为自己才在长征途中犯下过严重错误。因此，张国焘尽量躲着王明，反而开始坚决支持毛主席。

但是，同样自以为是的王明却不会放过张国焘。他主动找到张国焘谈话，还告诉他曾在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李特和黄超等人都是托派分子，已经在新疆迪化被执行枪决了。临走时，王明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你张国焘不是托派分子。不过，受到过托派的利用。

　　从此，张国焘被彻底吓坏了，变得心神不定。如果说，他前一段时间对中央的批评和教育还能接受的话，那王明的威胁无异于宣判了他的死刑。或许，他在那时就下定决心要叛党出逃，要彻底脱离共产党。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停战并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沟桥事变后，陕北红军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编，纷纷开赴了抗日的最前线。

1938年春，这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的第一个清明节。为了彰显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国民政府邀请中共领导人共同去祭拜黄帝陵，共同祭拜炎黄子孙的共祖。

4月3日，经过张国焘的主动请缨，中央委派他代表边区政府去祭祀黄帝陵。不曾想到，他在离开延安后，竟逃往西安向行营主任蒋鼎文求助，表示愿意归顺国民党。据蒋鼎文回忆:

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陪祭。某日，我起身不久就进来一人跪下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蒋鼎文立即通知军统的戴笠，还安排人护送张国焘抵达了武汉。而中共中央也派出周恩来前往武汉，希望能规劝张国焘返回延安。而且，洛甫、毛泽东等人还专门发出了一封联名电报:

当此民族危艰，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不过，张国焘的叛党之心非常坚决，始终不为所动，严词拒绝了中共对他的挽留。眼看多次协商未果，我党只得于4月18日宣布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叛逃时非常狼狈，就连自己的妻子杨子烈都被扔在了延安。他叛逃后，杨子烈受到了所有人的冷眼，只好找到了毛主席求助，希望组织能同意他前去武汉和丈夫团聚。

本着仁至义尽的原则，毛主席没有为难她，同意她带着儿子和妹妹一起离开延安。

借助张国焘的叛逃，蒋介石在重庆大放厥词，甚至鼓吹:

跟随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就连其建党创始人都“弃暗投明”了。无疑，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

起初，军统对张国焘非常照顾，也非常重视，希望能借助他的政治影响力策反我党和我军的高级干部。不过，随着他们发现张国焘早已在党内声名狼藉，已经起不到太大成效，就对他越来越冷落。

为了重新得到重用，也为了生存，张国焘在1948年6月再次拿起了笔杆，在上海施高德路创办了《创进》周刊。期间，他完全不顾事实真相，把造成中国战乱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提出:

为了夺取政权而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共产党采取的手段是有害而可怕的。

解放战争后期，张国焘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即将败亡，竟然厚着脸皮去求毛人凤，希望能得到赴台湾的机票。结果，毛人凤毫不犹豫就拒绝了他。

不得以，张国焘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四处求告才乘船来到了台湾。

对于已经毫无用处的张国焘，台湾当局自然不会再搭理他。不仅没有安排工作，甚至就连租住的房子也都被征用了，他只得灰溜溜地迁到了香港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看到祖国日益稳定和繁荣，心中十分懊悔。1953年，他只得向毛主席写信求助，希望能重新回党为国家建设出力，也表达了自己的悔意。

对此，毛主席表示只要张国焘能重新检讨自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历史错误，可以回到新中国。不过，不知张国焘出于何种顾虑，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回到祖国。

1968年，张国焘和妻子一同迁居到加拿大，投奔自己的儿子。不过，他儿子的收入也十分有限，并不能供养全家的生活，窘境之下，张国焘只好住进了当地免费的养老院。

1979年冬，由于养老院的供暖设施简陋，已经中风偏瘫的张国焘受冻而加重了病情，经抢救无效死亡。之后，他被安葬于多伦多东部士嘉堡的松山墓园，被埋在了异国他乡。@文史不假

孔荷宠，也许友友们都不熟悉，他可是红军的第一叛将，对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也是臭名昭著的叛徒。

说起孔荷宠，他早年也不简单， 他是湖南平江人，曾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任农民自卫军队长，后来曾任红16军军长、湘鄂赣军区总指挥职务，他曾与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一起被选为中革军委委员，当时的中革军委委员有l5人，除了牺牲的，新中国成立后，都是元帅级别的，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但孔荷宠信念缺失，性格爆烈，居功自傲，拒不服从中革军委的领导，犯了盲动主义错误，被撤职后，让他去红军大学学习。

孔荷宠利用机会，投降了国民党周浑元部，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他也给蒋介石送去了大礼：红军高层的情报，苏区党、政、军领导人的详细居住地。电视剧《红色摇篮》中，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蒋介石派飞机对苏区中央领导的住地进行轰炸，包括毛主席的居住地。

多行不义必自毙。新中国成立后，孔荷宠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改名易姓，先后迁居武昌、南京、昆明等地经商谋生，终于在1955年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后来病死狱中，结束了他可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