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历史上一些名大头对王安石的评价，几乎对王荆公人品都是肯定的，对变法的否定集中在南宋一朝和元朝官修《宋史》，南宋亡了民间学者基本上都是正面评价了。没见过明清两代官方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官方到了民国以后都是正面评价了。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北宋·司马光
司马光是王安石政敌，但对王安石人品持肯定态度。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北宋·苏洵《辨奸论》
苏洵主要是说王安石邋遢，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北宋·曾巩《再与欧阳舍人书》
曾巩肯定了王安石的文章和品格。
荆公学佛，所谓：“吾以为龙又无角，吾以为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暮年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北宋·黄庭坚《跋王荆公禅简》
黄庭坚肯定了王安石的品行和文章。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南宋·朱熹
朱熹的说法是南宋时期占主流的一种观点，对王安石持负面评价，主要是觉得王安石之后朝廷太乱，是王安石当宰相时任用小人的缘故，导致靖康国难。宋朝党争、靖康国难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以王安石的历史地位，这个锅他还不配背。
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南宋·陆九渊
陆九渊否定王安石变法，但是肯定了王安石的品格。
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於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於後，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云云。毅然翻久定之案，可谓桑梓情深矣。
—明·章衮《序王临川集》
明嘉靖年间的学者、御史，王安石老乡。
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
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清·颜元
颜元这个评价是正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王荆公年谱考略》是蔡上翔历经27个春秋，参阅正史及百家杂说数千卷，经慎密考证，于嘉庆九年（1804）著成。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比较权威的。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梁启超
梁启超的评价虽然夸张，和那个救济存亡的时代有关。但看看历史，改革者的下场通常不会很好，而且成功的改革者下场比失败的似乎还惨。看看商鞅、晁错、桑弘羊、张居正，改革有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改革者评价两极分化是常见现象。
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
毛的观点也比较客观，肯定了文学贡献，说了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不周知社会。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黄仁宇
黄仁宇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在经济、财政上的成功，这个是有史料作证的。
《文献通考》记载：改革前的国家税收，景德时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1029石，即使与治平时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这个变化实在是巨大的。
王安石文学上的价值，古往今来那么多同行都给了肯定，是无可争议的。
王安石品行高洁，清廉朴素，性格执拗，仪表邋遢，天下为公，有出色行政才能。
后世否定王安石变法，肇始于南宋朝廷认为靖康国难是王安石变法祸结，和他执拗、增加百姓负担、与民争利关系倒不大。
王安石，世称王文公，曾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被称为为“熙宁变法”。
苏轼曾称赞王安石：
“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所处的年代，正是北宋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便天资聪颖，才气纵横，博览群书而过目不忘。少时，他随父亲宦游南北，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深刻了解民间疾苦，并逐渐产生为民报国、有矫世变俗的远大志向。
雄才伟略的改革家
王安石在治鄞县时，锐意革新，进行了第一步改革尝试，解决了水利和粮食问题，受到了百姓欢迎。后来他又担任过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王安石每到一地，便将他的改革措施付诸实践，留下有目共睹的突出政绩。
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期间的这些经验，为他后来寻求变革之道、实施治国理政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王安石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如同王莽的改革一样，这导致他受到旧传统与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此外，王安石识人不清，用人不当，重用了吕惠卿、蔡京等小人，直接导致变法被这些人利用，这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才华横溢的文学家
王安石既是忧国忧民、矢志不改的大政治家，也是才华横溢、文思精妙的大文学家，和韩愈、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 ”。他的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我们在中学时就学过一些，这为扫除宋初浮华的风气作出了贡献，其作品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这些都流传下来。
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曾高度赞美王安石的文学造诣说：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 （《赠王介甫》）
可见，王安石在北宋文坛上具有崇高的威望。
结语
王安石既有君子的一面，又有走向执拗的一面。这是王安石的人生悲剧，恐怕也是王安石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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