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旗手，及践行者。洋务运动其初衷亦是实现军事工业的近现代化，也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创立安庆军械所为洋务运动奠了基石，李鸿章一直标榜自已是文正公的弟子，老师的政治遗产自然是李鸿章这位好弟子继承并发扬光大之最恰合。
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李鸿章为洋务运动可谓是殚精竭虑，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建立与发展李倾注了大量心血，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台车床，自行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推进的军舰~惠吉号，和第一艘铁甲舰金瓯号，第一枝步枪，第一门钢炮，第一磅无烟火药，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19世纪90年代初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已是东亚设备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的机器工厂。
1867年翻译馆成立，造就了徐寿、徐建寅等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专家，全面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成就都与曾、李二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后来李鸿章又筹建了北洋水师，已是洋务运动之巅峰，左宗棠于1866年创建福州船政局，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后在继任者沈葆祯的经营之下成为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李鸿章赞其为开山之祖，左公于洋务运动亦有不世之功，可惜早逝，左李二人都为富国强兵贡献了毕身心血，不应再分伯仲，他们二位都是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永远缅怀的先贤。
摘录一段《剑桥晚清史》中的评论：“像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该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习西方的技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借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左宗棠从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1866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15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这里很清楚地阐明了左宗棠和李鸿章在洋务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差异。其实，左宗棠和李鸿章可以比较的方面很多，并不仅仅洋务一项。例如，他们在对待列强态度方面的差异，他们在军事艺术水平方面的差异，他们在贪廉方面的差异，当然，更有他们对于国家领土主权贡献方面的差异等等。单单比洋务方面的贡献显然片面了一点点。其实，即使比洋务，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思路，也绝对不在李鸿章之下。
作为“同治中兴”的两大名臣，李鸿章也好，左宗棠也罢，对于洋务运动，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李鸿章，不仅建立了采用近代武器的淮军，并将其成功的成一支团练武装变成了海疆的驻防军，同时创立了北洋水师，使得清廷第一次拥有了驰骋大洋的能力。另外，李鸿章建立的金陵制造局等近代军事工业；轮船招商局等近代工商业；同文馆等近代教育培训机构。左宗棠，则创立了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以及船政学堂等近代军事学堂；发展了南洋水师。但是，左宗棠似乎相对于李鸿章更“保守”一些。
首先，左宗棠本人对于近代军事装备其实持怀疑的态度。在其大规模扩充南洋水师时，首先就排除了铁甲舰，而是将所有的经费用于采购类似“快碰船”的巡洋舰，比如从德国购买的“南琛”舰。在陆军方面，即便是远征新疆之时，左宗棠也没有抛弃大抬杠这样早已落后时代的武器。
其次，左宗棠对于近代工业，尤其民生方面的工业似乎并不热衷。其创办的企业，大多数为军事工业，或与军事相关的行业，比如徐州煤矿，就是因为近代军事发展而需要煤炭而开发的。所谓民生相关的行业，不过是兰州制呢厂，但是这种不顾当地情况和水源，强行上马的项目，最终草草收场，没有更多的产出。
在这些方面，李鸿章似乎就要强一些。比如，淮军陆军很早的就换装了后膛枪，北洋水师的铁甲舰也是一时之翘楚。当然，在民用工业方面，李鸿章开办的诸多企业也要比左宗棠经营的更好。所以，单单从洋务运动这一方面而言，左宗棠稍逊李鸿章。
当然，利用洋务运动的成果，实现“自强”这方面，左宗棠要远远胜过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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