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更广泛的说 – 市场经济是由利益驱动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降低经济体系的运营成本，也会带来利益的增加。这是“自然规律”。生产企业降低原料的开采成本，生产成本；销售企业降低营销成本，流通成本；金融企业采取让资本更高效注入目的领域的手段；最理想化的情景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人们获取各种商品（物质与非物质）的成本越来越低，人们幸福感觉越来越强。
那么全球化与此有什么关系呢？全球化正是目前实现上述产供销环节的最优解。商品设计，原料采购，零部件生产，组装，运输，销售往往无法在一个地区实现。全球调度原材料、全球协调生产流程、全球流通分配，往往成为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的必要手段。
以最新的华为手机为例，零部件除了部分自给之外，分别来自全球日本、韩国、美国、台湾地区若干家公司。华为积极在欧美建立研发中心、在越南、印度建立产品组装厂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更积极利用人才与人力资源，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全球化不是某个“大佬”国家的资本家们设计的产物，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对世界大战达成共识、对持续的化学能源的利用和通讯条件的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这样看来，对抗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举动，就代表着技术落后、原材料昂贵、生产成本高的商品。这样的商品在全球市场上是没有竞争力的，必定会被淘汰。今天努力提倡去全球化、制造业回流的某些人，也许短时间能够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金融优势达到某些目的，但长久来看是无法合理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人毕竟无法对抗自然规律。源自于内部资本的力量必定会激烈反抗，对抗行政制度对资本的限制。
在当前疫情的作用下，西方国家内部产生了一种呼吁：让制造业回流到本国。这样似乎就成了解救经济滞涨和抗瘟疫产品紧缺的良药。发达国家产业回迁，就算能够搞到原材料、能够有足够的产业蓝领工人、能够顺利地建设厂房最后把产品生产出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工程师队伍和全产业系统。只要中国能造的，那就是全世界成本最低的。这样一来，发达国家产业回迁的配套政策必然会包括：提高进口关税，好增强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不然《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就会在西方国家上演。
但是，今天的世界的经济贸易条约是建立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的。哪个国家敢抬高对另一个国家进口关税，另一个国家也一定会采取相应的反制。这种互相伤害的做法就是拼谁的市场更大。谁的市场大，谁的销量就越大，就有越多的销售收入反馈到产品研发生产投入的源头上，进一步地提高产品竞争力。因此，闭关锁国下的幸存者，这个世界上很可能只有中国和美国，也许还加上印度。
对于中国来说，产品质量和成本优势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再加上手中最大的王牌 — 世界最大统一大市场，完全不应恐惧任何国家的限制全球化举动。
相反，面对这次新冠疫情，人类世界更应该加强各项合作。不仅仅是经济合作，在全球环境、科技、卫健领域的合作也越发重要。包括信息共享、医疗用品的全球化配给等等。只有全球化才能更高效解决全球的瘟疫危机。
新冠疫情会在政治与社会层面推动更深入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会从单纯的在经济层面跃升到政治与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经济发展飞速所以最先全球化的是经济，但问题也在于此。由于经济全球化速度非常快，但政治层面仍然是主权国家体系，各国都是各自的政治利益优先，政治体系的改变非常困难已经无法适应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社会层面同样如此，人口流动困难，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都是严格地域化的，本地经济、社会受到冲击时人们也无法规避。这种不协调逼迫人们尽快推动政治、社会层面全球化。但是由于政治与社会生活全球化比经济全球化要缓慢与困难的多，所以一些国家选择放缓自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甚至倒退以缓解压力，结果就表现为疫情抑制了全球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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