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商人的地位并非是最低下的，当时将各诸侯国之间连接起来的，就有商人这一阶级在内。春秋时期的商人是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有些大商人还是与国家之间合作，在将本国的商品运输出去的同时，也要运回本国所需的商品以及情报。如郑商人弦高犒劳秦师。
古代的商人地位开始低下的时候，是从商鞅变法时期的秦国开启的。在读《商君书》时，是真的被雷到了，也是完全解释了教科书中所说的古代封建社会施行“愚民政策”以及“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
《商君书·更法第一》是秦孝公与商鞅在围绕变法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第一章就书写着这样的一段话：
商鞅：‘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意思是，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只能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律法是用来爱护人民的，礼制是方便办理事物的……若能有利于民，就不需要去遵循旧的制度……
其核心就是，国家的政策是很难在短时间让百姓都能明白的，与其去化时间去教化百姓，不如用实质的利益去“壹民”，用较短的时间来引导百姓向一个目标前进——这就是“愚民政策”的先锋言论。
在而后的文章中，商鞅不断提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等于将民与国之间相互敌对起来，当然这个”民“并非是全部的人民，而是豪族，这些中层阶级会不断削弱国家的力量。同时又提出“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利出十孔则国少物”的国营制度，认为应该集中资源，由国家专营而不是百姓去经营来分散国家的力量。就是一种国家主义下的军国主义制度。
因此在商鞅的思想理论中，商人的地位是最低下的，因为这个阶级不事生产，低买高卖从百姓手中掠夺资源；同时商人阶级在贩卖商品的途中会经常迁徙，导致国家很难管理；再则商人阶级强大时，就会形成豪族，反过来又会导致国家腐败以及腐蚀国家的利益。
因此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启，施行了耕战两体、商业国营的体系，秦国的本土商业包括旅馆、饭馆、商品买卖等都由国家直接管理，但为了获取诸侯国的资源，又将本国的关税取消掉，使得山东六国的商品源源不断流入秦国，来换取秦国耕战体系下的战利品。
汉朝虽然名义是推翻暴秦的，可事实上汉朝是完全继承了秦朝的制度。耕战体系依旧存在，虽然有过一段时间所谓的“黄老无为”休养生息，但很快就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施行了国营经济体制下的盐铁专制。
事实上并非仅仅中土施行轻商主义，在全球各地区，只要进入到封建社会机制中，都会对于这个不利于集权统治的阶级进行打压。在欧洲和中东，在各种教会组织的打压之下，商人阶级也只能寻求封建主的庇护之下生存。以商业天赋闻名世界的犹太人在几百年里，也只能是以贱民身份浪荡与世界之中。
商人的地位提升，是在大航海时代时期末期，即公有制体制下的腐朽生活，引起了私有制的不满，及两者之间的战争后，最终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皇室的失败而提升了商人的地位。并参与政治体制和国家策略之中，其中就以英格兰、尼德兰（荷兰）最为典型。
但是由于尼德兰的商人过多参与政治体制及国家策略，即商人过于注重利益，而缺乏了国家主权意识，致使全面私有制在大扩张时代于混合体的英格兰。
英格兰不像其他地区，王室的掌控力较弱，虽然王室在“光荣革命”之后再次夺回权利，可也致使了王室只能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在符合大部分贵族的利益之下，完成国家的统一，因此这个时期的大不列颠帝国只能算作是封建集权与资产阶级的混合制度。所以拥有财富的商人能迅速获取了贵族的称号，受到平民及阶级的尊重。
而中土的商人，在历经千年的打压之后，在明朝后期也开始了反抗行为，如晋商、徽商等有意识去投资政客或未进读书人，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获取满清统治者的支持。如清朝八大皇商等。
这时期的商人虽然在中产阶级中的地位依旧低下，可是在寻求政治庇护之下的大商人也获取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如黄马褂、爵位等。这个时期的商人与大航海时期的西班牙商人是相似的，都是政商结合体，唯一的差别就是中土的商人并不能过多参与国家政策之中，只能算作寻求政治庇护的弱者。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就如晚晴时期比较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同样是存在于王有龄、左宗棠的庇护之下发展起来的。
商人的地位，在许多依旧保留传统文化的地区，迄今依旧存在着不是很高的现象，如传统天主教的区域德国与东欧、中欧地区，以及中东地区，商人的地位并非是很高的，有时候民众在争吵之时，也会出现咒骂对方（商人）为吸血鬼、葛朗台（吝啬鬼）这类的话语出现，反而是新兴地区，或者是移民国家，因缺乏传统文化的主导，商人的地位才相对高些。
历史窗外，木桥观点。
我们总说古代是小农经济，就是说各朝各代都是以农立国，只要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定能成为一方大国。
直到现在，农业依然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国之本，没有粮食，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更别提发展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唐盛世呼之而来。
所谓盛世，不外乎农业生产高度发达，老百姓吃饱穿暖后，文化、科技、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汉唐盛世建立在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实质威胁的基础上，当然长城在阻拦游牧民族上功不可没。
汉唐盛世离不开统治者对于商业行为持开放态度，但其税收的绝大多数依然来自农业。
直到两宋时期，由于害怕再次出现“黄袍加身”的情况，崇文抑武，导致面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咄咄逼人，军队没有抵抗能力，大片肥沃土地落入他人之手。
北宋政府只能推出“农商并举”的政策，弥补农业受损带来的影响。
在丝绸之路被彻底切断后，南宋迅速开辟海上贸易，增加市舶司，以更好管理。对海外商队给予保护和安抚，于是商业贸易成为政权的重大财政来源，后期商业税收甚至超过农业税收。
此时，商人作为参与社会经济事务的主体，被政府明文规定予以承认并保护，商人的社会地位从此被推崇到历史最高。
可惜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越来越严重，不与外界互通有无，导致商业贸易规模越来越小，商人的地位又滑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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