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为何大多不得志经历坎坷

诗人本不该出现在仕途，他们的特性与仕途的要求相去太远。可是古代环境下的价值观，又让诗人时刻不忘身份价值的追逐，同时社会的价值认同，又驱使他们进入崎岖的仕途。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就是一群入错行的人。

不过，我们也没必要为此惋惜，不得志正是诗人创作的原点，离开了这个原点，诗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



古代诗人成为政治家的几大障碍

诗人，包括其它类型的文学家，他们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塑性，越是伟大的诗人，其特质越强烈。而这些独特的地方，往往与仕途的基本要求，形成强烈冲突。

一、特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

诗人是感性动物，他们能读得懂秋风的悲，河流的暖，山川的博，绿色的情；他们的笔可以搅动人的心扉，可以撩拨人的欲望，可以刺破人的梦魇；哪怕一粒尘埃、一丝清香、一个浅笑，在他们的世界里，都是万千气象。

所以，他们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悲情主义的化身。

政治家的特质跟诗人完全相反，两个字足以概括——现实！他们是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必须是理性的。

鲁迅先生曾经撰文回忆，他在日本仙台大学学医的经历，说他有一次画人体血管时，觉得血管的位置不美，将它挪了一点位置，显得更美观。这就是典型的感性对理性的“戕害”，果然后来鲁迅先生弃医学文了。

感性就像生活的调味剂，理性才是主食，诗人恰恰生活在胡椒、味精、辣子、陈醋的混杂世界，这种特质是天赋，给了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入门证，又把他们阻挡在仕途之外。

二、能力：才华的几个误解

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情愫就是“怀才不遇”，如韩愈的“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曹植的“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苏轼的“新恩犹可觊，旧学终能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似乎诗人是古代最倒霉的一个群体，明明装的一肚子学问，却被人当作啤酒肚。可是当我们把这些怨气冲天的诗人们，拉出来晒晒，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只能说是有“才”，却无“能”。

我们常说“才能”，其实“才”和“能”不是一回事。才，是知识储备量，有才的人储备量大，知识广博，往往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可以称之为“有见识的人”。能，则是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它跟知识储备关系不大，往往取决于人的社会阅历、性格、胸怀等方面。

举个简单例子，张良陈平就属于“才人”，刘邦就是“能人”。郦食其当初应聘时就对刘邦说：你的见识和品行都不如我！刘邦一点不生气，这是实情，郦食其说的是“才”，刘邦确实自认才华不够。

大诗人王维，进士出身，才华横溢，中进士当年就被任命为太乐丞，居然在一次典仪中，安排伶人舞黄狮子。按唐律规定，黄狮子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个大乌龙导致他开局不顺，被贬地方。安史之乱时又被迫出任伪职，差点因此被砍头。



诗人们认识不到才与能的区别，把“能”视作低级吏员该做的事，不屑于参与，自恃才华空悲切。

三、性格：念着中庸走极端

诗人的性格缺陷几乎是通病，他们孤傲、清高、脾气古怪、行为乖张，不合群，情商低，缺乏自我管理，放纵不羁，一边念着中庸之道，一边走着极端的路。

比如李白，辛辛苦苦十几年，挖门盗洞四处拜山头干谒，写了很多拍马溜须的诗歌，终于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可是不到一年时间，老毛病又翻了，沉迷于酒色山水，唐玄宗经常找不到他人，交代的工作也不能胜任。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白又恃宠而骄，瞅谁都是一肚子泔水的蠢货，与唐玄宗身边的人矛盾不断。高力士着靴这个故事虽然是编的，但李白当时的心态确实就是如此。



极端化是文学表现形式的惯用手法，诗歌极度夸张，极端情绪的表达，才能形成强烈的感染力，才能与读者形成共鸣。政务则不行，那是个很“低级趣味”的活，诗人的性格不适合。

四、权谋：烧伤的是自己

古代诗人是孔孟教育最成功的典范，他们清澈如水，执拗又单纯。这个人群与权谋二字很难沾边，可是仕途离不开权谋，越往上层越如此。

诗人们固执地以为，儒家就是最大的道，也是官场之道，结果灼伤了自己。

苏东坡大概是中国最伟大文学家，他的诗词高度旷古烁今。但是苏东坡的仕途一生坎坷，刚一出道就被誉为未来的宰执，可结果一辈子在京城没呆几年，反倒是风沙吃了，荒山爬了，海腥闻了，离宰相的位置越来越远。

苏东坡一生有个“可爱”的毛病——不识人，看着谁是好人，结果一次又一次受伤害，很容易被人忽悠瘸了。

跟诗人谈权谋，就像跟井底的娃谈天一样！

所以，诗人本质上是不适合混仕途的，他们的特性决定了与仕途的不匹配，从事仕途对诗人来说，不光是赶鸭子上架，更是对个人才华的压抑和浪费。

古代诗人为何热衷于仕途

按我们今天的理解，既然诗人不适合当官，干脆当个文学家就算了，何必往仕途挤？如果你这么对诗人说，他会瞪大眼睛冲你吼：“人怎么能这么堕落？”

我们今天的人都读书，古代读书人太少，这群人被称为士族阶级。士族阶级是一群思想被固化的人，孔子为他们设定了人生的最高目标——当官。

从帝制时代开始，人分士农工商，在世人眼里，士族高人一等。士族唯一的追求就是当官，这是个人身份和价值的唯一表现。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地，孔子骂他是“小人”，意思是读书人怎么能做种田这样的下贱活？太没志气了嘛！

所以，儒家为自己设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步走进阶模式，谁要是脱离这个模式，就不算士族阶级，就是自我毁灭，就是自甘堕落。

我们今天不在乎做什么，而在乎能不能做到极致，把它当作个人价值的衡量标准。古代不是，古代把身份当作价值标准，所以必须做官，必须维护“士”的身份。

纵观几千年历史，有几个读书人能摆脱这个束缚的？寥寥无几。

古人狭窄的就业选择面

除了社会阶层，这个价值观的固化影响，客观上，古人所能从事的职业选择太过狭窄，这个环境不是靠个人能力可以突破的。

假如李白等人活到今天，他恐怕能乐得飘起来：背个酒壶，带上手机，就可以浪迹天涯了。走到哪儿先把自己喝个半醉，即兴写吟唱几首，发到网上。醉卧山林溪边，一觉醒来，哇！空间爆了，全国的媒体都在转载他的新作，合约、打赏雪片般向他飞来。高兴之余，他可以玩个直播，互动一下，几小时之后，原本空寂的山野，挤满粉丝……当什么官呐，我李太白就是真神仙！

是不是为古代诗人们惋惜，太生不逢时了。生不逢时吗？未必吧，估计李白生在今天，只有两个结果，一是继续愤懑不得志，从诗歌的幻想中寻找快乐；二是短暂的快乐之后，再也不会写诗，李白彻底变白！

诗人离不开大起大落的心境煎熬，伟大的诗篇都是在这种炼狱中诞生，诗人也离不开悲欢离合感性世界的强刺激，否则他们的“诗界”就要枯萎。

所以，伟大诗人是天赐，不得志是老天撒向他们的营养！

根源在这。唐代以来，科举盛行，所以科举就成了读书人的唯一仕途出路，要想谋求一官半职，只有科举可行，除非科举常年落榜，读书人才会考虑进入权贵的幕僚体系，但幕僚内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十年寒窗，中举寥寥无几，读书人心中自然有苦闷，只能通过诗词化解，将郁闷转移到山川湖泊，田园风光，很少有人中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诗人进入官场，比如李白、杜甫、李商隐等等大家，他们的性格要么放浪不羁，要么忧国忧民，处处为百姓着想，想通过实干成事，在官场老油子眼里，这些诗人明显不合群，就要挤兑、排挤、刁难，你看历史，诗人全都是被贬的经历，空有一腔报国热血，难遇识得千里马的伯乐。

但有一点，官场的不得志，才有了很多千古名句啊，比如李白因为李璘事件，差点丢了命，释放之后写出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可以看出，李白当时真没有什么远大抱负了，能活命就成，恨不得插翅见到家人。

李商隐更是一生在官场颠沛流离，跟家人聚少离多，在一个巴蜀雨夜，因为怀念妻子，写出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不朽愁思。

你看，科举相当于一把官场的钥匙，那个时代读书人必须科举，可钥匙开启的门，就包罗万象了，再加上读书人骨子里的儒家正派和道家洒脱，怎么能凭借一己之力干出惊天大事。

不得志是悲也是喜。

悲的是诗人自己未大展宏图，喜的是流离让诗人感悟人生写出佳作，生活就是这样，有舍有得嘛，看怎么取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