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得从土地和人口说起了，不全是君主自身的问题。每一个王朝到了末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多数的土地掌握在极少的人手中，很多农民反而无地可种。其次是人口因为接近三百年的发展，较于建国初期有很大的增长，超过了当时土地、生产力的能承受的峰值。
第一个原因:开国以来分封的各个功臣成为勋贵，皇帝的子孙成为土地兼并的第一批人。我国古代王朝皇帝就像一个最大的地主，他下面还有无数个小地主组成，共同构成了国家的统治阶级。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后，往往意味着将前朝的秩序推翻，重新分配这个国家土地，资源财富。以明朝为例子，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分封开国功臣爵位，让他们成为世袭的勋贵阶级。第二个分封自己的子孙为王，以周秦时的各诸侯国的国号为名。以上这两批人成为土地兼并的第一批人。尤其是分封到各地的宗室平时便低价囤积粮食，每逢到天灾时便哄抬物价，灾民无以为生只能将土地卖给这些宗室用以换取生存所需的口粮。数以代计，一代代人下来他们获得巨额的田产，然后再以极高的价格租给百姓，往往百姓耕种一年所产交完租子以后便所剩无几。
这第二批人便是士大夫阶级，指的是通过科举获得不同层次功名的读书人，最低的是秀才，最高的是进士。因为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对读书人很是优待，读书人一旦考取功名后便可不用交商税，田税。那么便有一大批人将土地挂于读书人名下，每年向读书人交付一定量的金钱。像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徐阶，他退休后纵容自己家的子弟非法大量购置田产，据统计其非法所获达到二十四万亩之多。明朝有多少个首辅，有多少个有功名的读书人，可想而知他们中间的人侵吞的田产有多少亩，又有多少人失去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
第二个原因: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承载量，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无法满足如此多的人口需求。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较与建国初人口有了很大的恢复，加之土地兼并现象愈加的严重，越来越多百姓开始无地可耕，或者就是交不起地主每年规定的租子，交不起租子便拿其他值钱的东西抵租，比如儿女，比如房屋。长此以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只差振臂一呼，各地响应的程度。倘若恰逢干旱，洪灾，地震之类的天灾，那更是加速了揭竿起义的过程。李自成便是个典型的例子，陕西一带干旱了很多年，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可是朝廷的赈灾粮食还被层层盘剥，地方官吏贪得无厌，地主阶级并没有因此减租，粮食没有收获，又被追交租子，陕西的灾民便愈来愈多，李自成一起义马上跟风起义，只为有口饭吃。
第三个原因是:末代皇帝昏庸无道，逢天灾时赈灾不力且不施行轻徭薄赋，反而增加税金的科目和额度，传达到地方，地方官员又再次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激化了阶级矛盾。这样一来本就没有活路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一路哀鸿遍野导致民怨四起。同时各级官员贪污腐败，连最基本的公正秩序都维持不了，法律便真的成为“有钱人”的法律。
第四，王朝兴衰是正常规律，中兴没有解决问题实质的话，还是会衰亡。毕竟人治总会出现错误，是个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更何况站在顶峰的皇帝。虽说期间有中兴之主，如弘治中兴，但毕竟这个朝代弊端已经是积重难返，朝廷每年岁入要拨给宗室很大的一部分，国家的商税还是开国时期的三十税一，税收少开支大，土地兼并现象也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他的中兴虽说能缓解这个过程，但也只是缓解而已，衰亡的过程还是在继续。像唐宣宗的大中之治，藩镇割据的问题仍然存在，各地只是臣服中央，宦官专权的病因也没有解决，虽说中兴，结果也是一样的，只要衰亡的问题没得到有效解决，衰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最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真的是很淳朴的，只要你让他们吃饱肚子，穿的暖，他们就会认为你是圣君。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统治阶级都满足不了，甚至还要抢光他们生存的最后一点粮食，这样的王朝不推翻还留着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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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开国以来分封的各个功臣成为勋贵，皇帝的子孙成为土地兼并的第一批人。这第二批人便是士大夫阶级，指的是通过科举获得不同层次的读书人，最低的是秀才，最高的是状元。
第二个原因，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承载量，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无法满足如此多的人口需求。可是朝廷的赈灾粮食还被盘剥，地方官吏也贪，地主阶级并没有因此减租，粮食没有收获，又被追交租子，陕西的灾民便愈来愈多，李自成一起义，马上跟风起义，只为有口饭吃。
第三个原因是，末代皇帝昏庸无道，逢天灾时赈灾不力不施行轻徭薄赋，反而增加税金的科目额度，传达到地方，地方官员再次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激化了阶级矛盾。
第四，王朝兴哀是正常规律，中兴没有解决问题实质的话，还是会哀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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