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不是诸葛亮,曹操是如何由忠臣变成奸臣的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曹操一个是大忠，一个是大奸，是对立的两极。但从史实而论，三国时期真正与诸葛亮具有可比性的就是曹操了。诸葛亮与曹操有很多相似之处，你可曾注意到？从外在的因素讲，诸葛亮与曹操做的都是大汉的丞相，两人都有强烈的意愿要实现统一，并都切实付出了努力和行动。两人都切实控制着其所在的朝廷的大权，都具备废掉皇帝自立为帝的条件，却都没有去做这一步，而是执臣节以终。从内在的因素讲，两人施政的主导思想都是法家思想，及峻法督责臣下。以下详论之。

统一之意愿与努力：诸葛亮与曹操都真心推动统一

汉末从董卓之乱起，各军阀势力割据一方，有的是聚土以自保于乱世，如刘焉、刘表等；有的是乱世纵横，军阀劫掠，如吕布、李榷等；有的欲闯出一番功业，千古扬名，如孙坚、袁绍、刘备等。以上所说这些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混一宇内的念头，但即使有，那也不过是他们个人私欲的膨胀或作为个人功业的极至表现而已，他们并不把天下之统一本身当作最高、最重要的目标去追求。曹操与诸葛亮虽然同样秉承时代精神，欲建立一种英雄之功业，但他们两个人又与孙坚袁绍袁术等人不同，在追求自身功业的同时，也真正把统一当作最高的目标去追求，并冒着巨大的危险和牺牲去努力。赤壁之战前，曹操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弱点（内部并不稳固，南北水土不服），之所以要急于进兵，正是因为他心目中把统一看得很重要。而即使赤壁失败后，他也并没有放弃统一的努力，那时候他的权势已经没有人能够动摇，也就是说，如果他纯粹为个人考虑的话，他根本没有必要再冒险进兵。诸葛亮的情况同样如此，以蜀地之险要，他当然明白防守是最有利的。他之所以六出祁山，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为统一大业尽上自己的一分力量。

权倾朝野而终执臣节：诸葛亮与曹操权倾朝野而终执臣节

诸葛亮与曹操都深刻明白纲纪对政权稳定性、进而对社会稳定性的重要作用。纲纪在汉魏之际最重要的维系便是君臣之节义。汉朝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只要汉皇帝依然是刘氏子孙，他就依然继承着汉王朝的政权合法性基础，绝大多数老百姓就会认可一个中央朝廷，野心阴谋之势力若欲独-立割据，就没有名义，也就有所顾忌。如果汉帝被废，他姓称尊，必将导致割据蜂起，战乱不息（后来曹丕废汉帝时，之所以没有更多反叛割据，是因为这时一个新的政权已经建设完成并控制北方主要地域，而不同于曹操时有那么多割据力量）。刘备、刘禅的蜀汉政权在名义上依然延续了汉王朝，诸葛亮所面临的问题与曹操类似。诸葛亮虽有刘备“白帝托孤”的嘱托（《三国志》中记载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更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辅佐刘禅而留名后世。诸葛亮与曹操都有废帝自立的条件而终执臣节，在这里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顾全大局之心。

行法家之术以救汉之弊：诸葛亮与曹操皆行法家之术

汉政之弊，在于政宽而纲纪废弛。政宽而豪强大族霸占土地人口，土地兼并严重，朝廷不能制止；纲纪废弛而皇纲不立，外戚宦官弄权，党争迭起，政治遂至于无可救药。当时欲救此弊，最要者为行法家督责之术（此观点参考吕思勉所著《秦汉史》）。魏武帝、诸葛武侯皆深知此意。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官僚系统，法家之意在于认为统治者要作为法的意志的体现者，要与整个官僚系统站在对立面上，严行督责，不容其宽殆。曹操之行法家之术，不仅体现在他对孔融等恃才傲物的儒生坚决镇压，也体现在其带兵时，即使是自己的亲信兵将，一旦违法，也严惩不迨。如《三国志·于禁传》云：初，黄巾降，号青州兵，太祖宽之。故敢因缘为掠。禁怒，令其众曰：“青州兵同属曹公，而还为贼乎!”乃讨之。后来曹操大大表扬了于禁的这次执法。关于诸葛亮之行法家之政，陈寿的评论已非常鲜明地点出了这一点，其云：“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论》）

诸葛与曹操都不是忠于汉王朝

对以上三点，又分别要有补充说明：就第一点和第二点来说，诸葛亮与曹操虽然都尽力欲实现统一，并且终身对汉执臣节，但他们并不是抽象地忠于汉王朝。对曹操而言，他不废汉献帝以自立，是因为这样（以丞相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对自己最有利，一来是本势力内部有很多人是因为忠于汉而才为他曹操作战的，如果曹操称帝，内部肯定会发生叛乱，自己力量会被削弱，也就无法建立心目中最高的功业。二来从对外讲，只要汉献帝还在，这个政权就比孙权和刘备的政权有更强的政权合法性，出兵讨伐就师出有名，还可以以汉献帝的名义分封对方令其听命（这一招曾经对吴用过）。如果这些有利因素失去，或变得不再必要，曹操完全有可能废汉称帝。所以我不认为曹操是汉的忠臣，虽然他在客观上对汉王朝功大于过。曹操确实希望实现统一这个自己心目最高的功业，但并不一定要实现汉王朝的再次统一，如果条件具备，曹操当然是希望自己来开创一个新王朝。只是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曹操认为维持汉王朝的名义更有利于推动统一，所以才没有废汉自立。对诸葛亮而言，他也不是忠诚于汉王朝，而是忠诚于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是忠诚于刘备的王朝。因为如果他是忠于汉的话，早年就应当积极为汉王朝解决问题，而不是隐居。当时曹操还绝对没有叛汉的迹象，诸葛亮不可能预见以后的历史。再说，刘备在到新野前，也是朝秦暮楚，其行动无法表明他就是汉王朝的忠臣，而最多是一个欲在乱世建立功业的枭雄。还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诸葛亮最初为刘备提出三分设想的隆中对，完全是为刘备个人所设计的谋略，而不是以汉王朝天下为出发点。后来诸葛亮控制蜀汉朝政大权后，并不废掉刘禅，同样一来是因为蜀汉的许多将士所忠诚的对象是刘备，诸葛亮并没有把握使他们都忠于自己；二来是因为若废刘自立的话，对外出兵就完全没有任何名义了，将士也不会听命，自己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功业。

两个政权的结局都早已注定

就第三点而言，行法家之术是需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的，因为申韩之术要求密藏于心以驾驭臣下。诸葛亮和曹操本人都有非凡的才华，能够靠个人的才能平衡各方面的力量，把握好法令之度（中国法家的法是要靠统治者去行的法，特别讲究一个度，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他们的继承者都没有他们那种政治才能，这就出现了两种情况：诸葛亮死后，费掉、蒋琬、杨仪、姜维之徒继续奉行法家之术治国，对外更是持续用兵，终至于“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吴书·薛琮传》注引《汉晋春秋》：薛羽向吴主孙休所述在蜀见闻）这并不是说法家申韩之术是错的，因为在诸葛亮在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三国志》）法家之术必须有相应的人才能行之，诸葛行而能使吏治、风化肃然，其继承者无其才而行其政，结果就是政治黑暗，国土凋敝。此诚无可奈何之结果。曹丕是聪明的，他知道自己没有父亲的才能，无法靠父亲那一套继续维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统治，所以他改弦更张，先废汉帝以自立，如此将导致的不良影响他是清楚的，这意味着对外将丧失对吴蜀的政权合法性优势，意味着对外不再可能有大的进取，同时对内要面临小股反叛。但称帝的好处也是巨大的，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像曹操那样凭密藏于心的申韩之术来驾驭臣下（曹丕做不到），皇帝称号的本身便能赋予他绝对权威，使他能够控制这个政权，而这一点对曹丕又是最重要的。再说，经过父子两代的积累，魏政权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实力，而不再像当年曹操要面对那么多的割据势力。曹丕的另一项变革是采纳陈群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的政权重新建立在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础上，而不再像曹操那样对士族采取打压的政策。内政措施上由曹操的严又回到汉朝的宽。曹丕这些措施的结果，一方面使曹魏政权得以延续，但另一方面是对内和对外都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对外不可能有大的进取和扩张还是次要的，对内施政之宽培养了司马氏这样的权势家族的力量，而禅让之行也同样为自己政权的灭亡提供了范本。真不知是该为其幸还是该为其哀。

前提不清楚。就是说忠也罢，奸也罢，得弄清主体是谁。比如，曹操是奸臣是对谁，如果对汉献帝来说，曹操即使不算奸臣，也绝对算不上忠臣。诸葛亮是忠臣对刘备刘禅来说那是没问题，但如针对汉献帝来说就远了一些。而且在汉献帝被废黜之前和之后需要分别来说。 在汉献帝被废之前，曹操还在世，那时不能确定曹操是否会篡权谋位。所以那时刘备诸葛亮虽然有打着复兴汉室借口，但多少显示了一点忠臣的意思。诸葛亮为刘备进位汉中王出谋划策就是为扩大影响，争取人脉。但是说如果真的刘备打败曹操集团时，刘备诸葛亮会让刘协重上皇位宝座吗？ 这倒不一定，届时可能会有种种想不到的理由和事实证明，不过经历那么长时间历练的汉献帝估计早有思想准备，不会为这个事想不开。在汉献帝被曹丕废黜之后，诸葛亮真正的只是作为刘禅的忠臣，因为刘备也登基称帝号了，再加上后来永安托孤，诸葛亮对汉献帝的忠就只剩下口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