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在变法刚开始之时，曾取得有效的变革成果。然而，在变法的后来却激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并最终以失败告终。
1．王安石变法破坏了皇帝和士大夫的权力制衡，导致了国家权力中心逐渐向皇帝身上移，封建皇权的专制型逐渐加强。王安石为了更加顺利地实行变革，他不断地向神宗鼓吹独断，因而造成王权的高度集中。从制度上来讲，王安石的做法并不利于社会制度的发展，反而会使之后退。在王安石的鼓吹之下，宋神宗在执政方面也逐渐出现问题，其中包括以下两点：首先，宋神宗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经过政府和监督的御笔，任意地下达诏谕，起诏谕数量更是前所未有。根据历史数据显示，宋神宗每年平均约有八十余件的手诏，要远远高出宋朝前五位皇帝的手诏数量。除此之外，宋神宗事无大小都亲力亲为，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做的后果是，皇帝往往会因为过于专权而导致决策上的失误。由于在变法当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再加上宋神宗手中的权力逐渐集中，神宗迫切地想在对外的战争当中获利。这样的心态导致了宋神宗事事独断、处处干预，不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反而在对外战争中连遭失败。其次，由于王权的进一步集中，导致了诏狱的大量出现，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以诗得罪的乌台诗案。有了这样的先例，同类的案件也相继出现。在仁宗时期非常罕见的大狱，到了神宗时期却成为了家常便饭。皇帝的专权，让身边的奸臣有机可乘，在宋神宗在位期间，曾经就出现有人假造御笔的现象。面对王权的不断专断，宋朝的社会制度出现了问题，一些官员想将国家拉回以前的情况，却有心无力。面对现实的社会矛盾，司马光等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这样就导致了宋王朝在制度上不断地走下坡路。
2．王安石变法使国家监察机构逐渐变为政府附庸工具。监察机构原本是国家体制的重要机构，对宰相有监督作用。新法实施后，监察机构逐渐成为王权的附庸工具，掌权者利用监察机构不断打击敌对、剥削士大夫的权力。在新法之前，监察官员主要是由皇帝来进行挑选任命，而在新法之后，王安石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开始着手参与监察官员的挑选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对监察机构进行掌控，从而有利于推行变法。然而，这样的行为却造成了监察机构对宰相唯命是从，其监察的作用逐渐消失。宰相可以利用其权力任意妄为，造成腐败现象的不断出现。其中，蔡京、秦桧便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久而久之，权臣的出现，使得宋朝的政治越来越腐败，并最终走向了衰亡。
3．王安石变法导致了政府用人不当。在宋代，官员的选拔制度比较公正，主要是按照学历、资历、政绩等进行选拔，这样严格的选拔制度有利于政府的统治。事实上，在变法之前官场的风气比较正，官员的选拔也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然而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后，官场的风气变得越来越坏，官员可以通过政治投机、趋炎附势而不断得到晋升。也正因为这样，使得更多的官员投机取巧、结党营私，官场的贪污受贿现象非常严重。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当王安石得到皇帝重用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官员的依附，一些投机取巧的官员纷纷以王安石为
荣，纷纷投靠王安石，希望得到升官发财，在新法盛行的时候，官员们都以做王安石的门生为荣，然而到了变法衰落的时候，却出现“人人讳道是门生”的悲凉现象。这样投机取巧的方式，导致了官场的风气不断变坏，想要重新扭转局面，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正因为官场的风气严重败坏，导致了最终宋朝在内忧外患当中消亡。
4．变法内容中的强势手段使其失去民心。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是为了强国富民，然而由于其行使的手段并不正确，导致最后失去民心。比如免役法，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减轻农民的负担。然而这种变法在推行起来却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曾经有一个例子，一名官员在开封府试行免役法的时候，原本是四等农户免去纳役钱，该官员却故意将农户等级提高为三等。这就导致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伤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又比如青苗法的实行，青苗法最初的目的是让农民能够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减轻农民的负担。然而实施的结果却不如人意。由于政府的借贷政策失误，导致最终形成了官家垄断的高利贷，同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青苗法使得“中户以下大抵乏食”，意思就是说连中等收入的家庭也出现了吃饭的问题。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了变法的最终失败。
事实证明，王安石变法的确存在着非常大的弊端，这些弊端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变法，无论其主旨是如何的宏观伟大，都必须要符合民生，从百姓的角度出发，符合百姓的根本利益。任何牺牲民众利益而进行的变革，无论变法者的立意如何，执行者的操守多么的高尚，如不能够做到“以人为本”，都只会因失去民心而导致最终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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