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未年，如果金军不攻打北宋，北宋也很难维持很久，早在宋仁宗时期，北宋被迫纳贡求和西夏，靠输钱结盟辽国，北宋的金钱外交政策已经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宋朝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就任地方官多年，在他的从政实践中，发现了北宋所面临的积贫积弱局面。亲眼看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端愈演愈烈，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国家财政困难。而广大农民由于地主豪强土地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繁重，各种矛盾正在酝酿激化。因此，宋神宗与王安石希望通过社会改革运动。变法维新，革除弊端，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用以适应时代变化发展。可变法维新触犯和限制了地主官僚的利益，这些官僚权贵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阻挠变法，甚至对王安石展开人身與论攻击，迫使王安石两度辞去宰相职务，变法无果而终。
种种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端还没有解决，雪上加霜的是北宋又逢宋徽宗执政，宋徽宗重用奸臣，重用的是蔡京、童贯等六贼之流，使得徽宗朝政治祸国殃民，统治腐朽黑暗，蔡京、童贯等这些谀媚奸佞之徒，贿赂公行，循私枉法，卖官鬻爵，无恶不作，对下打着绍述变法的幌子，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激起民变，宋江、方腊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被官逼民反，挺而走险逼上梁山。据历史记载，赵佶生活的腐朽糜烂程度在历代帝王中是少有其比的，他为了填满无穷的欲壑，挖空心思搜刮民财，建艮岳，花石纲，修宫殿，搞得天下大乱国困民穷。有其君必有其臣，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也是大肆侵吞，聚敛钱财，都富可敌国，腐化程度可想而知。据记载六贼之一的王黼，他家的房子跟一寺庙相邻，有一个僧人，每天都在王黼宅子旁边的水沟中，筛出流出来的白米饭，洗干净晒干，很多年后攒了一囤，到了靖康之耻时，京城被攻破，王黼家老小都断了粮食，这和尚就用他所攒的干饭，再用水蒸熟，送到王黼家中，他家老幼才靠着这饭没有被饿死。
再次，宋徽宗生活骄奢淫逸，蔡京为赵佶提了个口号，叫做“丰、亨、豫、大”，宋徽宗言听计从，大行其道，大兴土木，把皇宫搞得是富丽堂皇，侈丽高广，京城建造艮岳（万岁山）之园，凿池为湖、怪石堆山，赵佶乐的是心花怒放。朝野上也搞起花石纲之役，强取豪夺、横行霸道，毁桥凿城，百姓搞的是民怨沸腾。宋徽宗还爱好字画收藏，以致掀起了掘坟盗墓之风，在如此黑暗腐败的统治下，一方面是粉饰太平的鬼把戏甚嚣尘上，一方面的阶级矛盾激化到了危机的边缘，亡国是迟早的事。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取民于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再如果没有法度制约，没有法律监督，那么君主与百姓之间就会相互怨恨了，矛盾也就产生了，失民心则失天下，后来金兵南下，围困汴京，正值天降大雪，天寒地冻，皇帝昏庸无能，老百姓又饥寒交迫，根本无心守城，到此宋徽宗才后悔莫及，下令将他的珍禽异兽放归自然，把他的豪宅拆掉，可为时已晚，历史上出现了靖康之难。
也可以换一种提法：
“靖康之耻”是不是完全因为宋徽宗作死搞“海上之盟”才发生的？
也是也不是。
从国际大环境来说，“海上之盟”以前，金对辽已经呈现明显战略优势——五年前的混同江之战金军摧毁辽军主力，辽已经无力再发动攻势了。
不管有没有北宋参与因素，金灭辽都是板上钉钉。宋金订盟后宋军虽然出兵，但面对实力有限的辽分裂势力（燕王耶律淳），却在白沟、燕京两次被辽军偏师（耶律大石、萧干）打得惨败，可见牵制作用微乎其微。
也就是说，不管北宋愿不愿意，几年后都要与新兴的金国作邻居。哪怕宋军不出兵夹击，甚至说徽宗有远见卓识，能够以物资支持辽国抗金，辽天祚帝也不是扶得起的角色——他对国家的控制力一直很糟糕，内部叛乱不断。
而这并不只是耶律延禧无能，“辽以释废”也不过是一种末世征候，真正原因是辽从耶律阿保机建国至此以经历二百余年，曾经勇武进取的契丹贵族绝大多数腐化堕落。按草原规矩，老狼王衰弱后自然会有新王取而代之。即使没有女真完颜氏兴起，也会有其他部族来结束耶律家的统治。
而此时北宋统治也明显低效，不比辽国强多少，当一个富有侵略性的新政权兴起，几乎不可能不拿这肥羊开刀。至于这个新部族叫“女真”还是“男假”并不重要。
宋辽对峙构成了十世纪十一世纪东亚主旋律，这哥俩又以差不多节奏走向堕落，辽走到了尽头，北宋末日也不会太远。即使没有宋徽宗作死，也不过多撑个十年八年。
为什么说北宋统治低效呢？不说别的，但看方腊。方腊起义本身影响不算特别大，问题是这事发生在大宋财赋重地江南！地方还没有能力第一时间平定，要童贯调西北边军来解决，可见朝廷对核心要地控制力也不是很强。而徽宗又好用聚敛之臣（如朱勔等），再搞出事端来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就没那么容易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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