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本就是财政为王的时代,战争是时代的主题,财政是时代的支撑。诸侯纷争时如此,三国鼎立时更是如此。所以魏国岿然不动,偶尔挥师南下,是欲以财政优势,继续拉大与南方政权的差距;相反,蜀吴财政本就弱势,经不起时间的消耗,他们东西两线的北伐,就是企图在差距较小的时候翻身,否则,拖的时间越久,吴蜀两国就越难生存下去。
为何说财政是汉末三国时代的支撑?
举个例子,董卓算是一手好牌打稀烂的典型,往往我们对董卓的失败归结于“酒池肉林”这等不得人心的做派,其实董卓真正失败于财政体系的崩溃,无法继续支撑西凉铁骑的巨大开支。他入关以后实行的是劫掠式的财政措施,他所攻占的城池皆要洗劫一空,而非妥善经营成长久的“生钱资产”,他更在乎钱,而不是资源的再生产,所以他要把始皇帝留下的“十二铜人”熔炼成货币,但在乱世之中,处处荒野,货币的购买力已经远不如桓灵二帝时期,西凉军的供养自然就成了难题。
董卓死后,李傕、郭汜继续疯狂掠夺,关中乃至河北粮价飙升至一石粟五十万钱,一石豆麦二十万钱,即桓灵二帝时期的1万倍。为什么那个时代会出现易子相食?因为吃不起粮食,就连汉献帝东逃时,也只能以野菜充饥。
反观曹操,他的理财团队绝对比“五谋臣”和“五子良将”更为重要。曹操与众诸侯与众不同的就是更在乎粮食,而不是钱,这个理财眼光耗死了一半诸侯。官渡之战前的二袁足够强大吧?但袁绍的军队需要食野枣裹腹,袁术的军队需要找河蚌充饥,二袁虽然财大气粗,也吃了后倾保障的亏,这正是他们不善于理财的地方。曹操可以说是汉末屯田的第一人,在许昌如此,在邺城也是如此。
官渡之战前,曹操每年能够稳定获得几千万石军屯粮食,加上私田的税收,令地盘不大的曹操成为实打实的土财主。曹操统一北方后,继续扩大经济开发,如卫凯提出复兴关中沃野的计划,召回了大批流民返乡劳作。这个计划其实就是拿国家的盐铁收入,补贴流民返乡,这种“抢人”方式远比后来诸葛亮迁移陇右人口更人性化(诸葛亮是武力强迫迁移)。再比如京兆太守严斐提出的“少生孩子多养牛”,由政府低价出售牛犊,供百姓饲养,解决了劳动效率问题。
水利方面,通过刘馥、郑浑等人的努力,北方水旱灾害大量减少;开荒方面,西凉等地在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皇甫隆的带领下,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后来司马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大肆屯田,从而无需中央调粮,也能于西线持久对峙诸葛亮。
吴蜀两国的差距在哪?
吴蜀两国能够从汉末乱世中脱颖而出,绝非不善理财之辈,但较曹魏相比,他们又暴露出相似的阻力。曹魏处于那个时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无论是关中还是中原,发展时间远长于南方(除荆襄地区)。也正是如此,北方地区,或者说黄河流域,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战乱就较为严重,所以曹操统一后,整个北方社会的可塑性更高。
这里有些绕口,简言之,北方社会崩溃的较彻底,世家大族在战乱中或兼并联合,或分崩离析,他们对政治的干预程度就在减弱。曹操的经济政治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他对世家大族的依赖程度较低,政令也就容易推展。简单的例子,杨修、孔融是什么家族背景?杨修祖上乃是砍了项羽大腿,封侯世袭的公卿世家;孔北海更是大儒孔子嫡后,曹操不是说杀就杀?
吴蜀两国的立国根本在于东吴和西川。东吴在汉末算的上一块较为安稳的地区,他的社会结构保存的最为完整,汉末豪族门阀对于政治的干预也最深刻,所以作为外来户的孙氏集团当然不能像曹魏一样施政。又或者说,正是战乱偏少,东吴才无需像北方那样大肆屯田,那样还会让豪族门阀的土地兼并受挫,所以东吴的屯田起步很晚。史料明确记载的是东吴黄武五年(226年),由陆逊提出,提出的原因则是曹魏将东线战场推进至江淮一带,吴国感受到了军粮危机。
蜀国就更不用说了,在荆州与吴国貌合神离,孙刘联盟的背后是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屯田根本不存在,好在荆襄富庶,税收稳定,足够支撑双方在此区域的军事行动。而刘备集团进入益州后,面对的则是东吴一样的尴尬处境,刘焉、刘璋一直未能解决东州派、益州派的内部矛盾,刘备又将外来势力带入川蜀,三大派系的权衡利弊更加阻碍了政令的推行。所以诸葛亮向蛮族用兵,一方面是稳定后方,另一方面也是想开发蛮地的资源。
但情况并不如演义里“七擒七纵”那般,南中地区在“平定”后推行过屯田政策,而蛮族的小动作始终困扰着蜀汉,蜀国不得不在南中地区安置一些“酷吏”,镇压暴乱都够忙的了,屯田环境可见一斑。所以诸葛亮在北伐时,不得不转移目标,屯田政策更侧重于陕西南部,后来姜维也是贯彻这个精神,将屯垦区推进至甘南地区。
从以上介绍中不难看出,经济实力上,尤其是战略资源上,吴蜀两国都没有魏国的政治环境优越,屯垦起步也较晚,所以这个差距就会越拉越大。更现实的一点在于,曹魏统一的北方地区,耕地面积大,农田水利基础好,农业技术发达,人口基数大,这些优势更加促动了南方两个政权积极北伐的渴望。公元234年,司马懿和诸葛亮最后一次对峙于五丈原,诸葛亮去世,蜀国钱粮耗尽却无功而返。次年魏国中原地区大灾,司马懿还能从西线调拨500万石军粮救济洛阳,这种经济实力的差距太过明显。
“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晋书·食货志》
总体来说,三国时期,弱势的吴蜀一直向北用兵,强势的曹魏反而多处于守势,这就是南北政权的战略决策导致的。后来邓艾在《济河论》中说的很清楚,他认为三国的战争就是打财力,谁到最后最有财力,谁就顺势而统一。所以他也建议司马懿多屯田,少征伐,顺势就能坐拥天下。曹魏政权从曹氏到司马氏,乃至晋朝建立,都秉承这种战略,西晋名将羊祜、杜预都是从生产抓起,将南北的实力差距越拉越大,最后完成统一。反而论之,吴蜀虽弱,也一定要拼了命的向北用兵,争取在差距尚未拉开之前,榨取更多利益,甚至是进取中原。
东汉末年诸侯争霸,似大浪淘沙,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并且各自建号立国。曹魏占中原,蜀汉霸西南,孙吴据江东。自曹操下江南先收取荆襄之地,孙、刘两家自感凭各自的实力无法与曹操抗衡,于是两家有识之士及刘备和孙权被迫走上了暂时的联合抗曹之路。赤壁大战奠定了三国鼎足的基础,曹操虽说是实力强大,却也无力完成一统天下。三国之间相互攻伐,都是为争夺土地城池,尤其是魏、蜀之间的争战不断,更让人不解的倒是力量最弱的蜀汉多次北伐中原,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演绎出一段段精彩神奇的战争故事。
诸葛亮致所以多次北伐中原,与其说是完成刘备匡扶汉室,振兴炎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复兴大业,倒不如说是为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才有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也是在践行当年隆中决策的战略目标。
而更重要的是蜀汉毕竟偏据一隅,一旦放弃了恢复中原,振兴汉室的这个蓝图和目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斗志很快就会被消磨,等到曹魏来攻,很快就会有亡国之虞!诸葛亮正是看透了斗志不能被时光消磨,只有以攻为守,以进为退,才能方保蜀国不被吞并。后来姜维又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多次主动攻伐曹魏,虽无功业可言,但却震慑了魏国一直不敢大举攻蜀。
后期的孙吴一直是作为一个陪忖的角色,即不想进取中原,也不打算统一中国,有点碌碌无为了。虽说东吴最后一个灭亡,但长期苟延残喘,在历史上毫无建树和趣味,待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之时,也就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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