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写下“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大文豪、大词客，还是排名北宋第一的大书法家；
另一个是写出“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大文豪、大诗人，同时还是中国十一世纪最著名的改革家。
试问？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去除掉对方。他们心中，万万没有这种想法。
因为他们品格高洁。
因为他们豪放洒脱。
更因为他们的内心里还都很佩服对方。
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抚州临川；
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彼时王安石已经16岁，正在寒窗苦读，5年后（公元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苏轼还只是一个5岁孩童。
他们两个对立吗？
是的。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48岁的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次年主持变法，名位皆重。而32岁的苏轼为父亲守孝三年刚刚还朝，之前他因为欧阳修的称颂名满天下。
二人的矛盾因变法产生，苏轼对新法有不同看法，提了一些意见。但王安石听不进去，苏轼被迫出京任职。
仅此而已。
当时王安石位高权重，也只是安排御史上书言苏轼过失，并没有大力打击。也许王安石在想：纵使你苏轼诗书满京华，但为了天下百姓计，我也只能送你出京当个小官了。从此你写你的诗传扬后世，我来负责苍生社稷。
但世事多变，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早逝，变法陷入困境，王安石两度被贬出京。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郁郁病逝于江宁钟山，享年66岁。
苏轼虽因反对新法而被贬谪，但他只是反对新法激烈的措施，对新法内容并不完全排斥。并且在湖州知州任上能够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做出了一番政绩。
可苏轼就是苏轼，坎坷的经历让他变得洒脱，但本性不改，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谢表中用语不当被御史台逮捕，受牵连者数十人，就是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彼时，新政被小人把持，欲置苏轼于死地。危难时刻，退居江宁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得以从轻发落，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可见二人非但没有试图除掉对方，反而因才相惜，关键时刻施以援手，政见不同不代表就要互相倾轧。
仕途失意，天下却多了一代文神。在黄州期间，苏轼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等名篇都是此时写成。
公元1085年，宋哲宗继位后，苏轼被召还朝，可他又对旧党提出谏议，又遭陷害。可见苏轼是真正的为国为民，而不是趋炎附势或者党附于哪一派为自己谋利益。这一点，跟王安石的理念是一致的。
王安石去世时，苏轼50岁，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容于旧党，再度被贬。他也许会想：临川公（王安石）啊，你当初若能听我一言，新政也许不会这么快失败。你先走一步，我却还要浪迹天涯。
公元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65岁。
苏轼和王安石不仅都是北宋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都是北宋文坛泰斗。
他们不仅都有极高深的文化素养，而且都有极深厚的品德素养，堪称“德艺双馨”的典范。
他们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只是政见的对立，绝无个人是非恩怨的对立。他们心中装的，都是国计民生，是天下百姓的利益，绝不是个人的利益得失。
这样的人格，纵然有矛盾对立，也绝不会有仇恨，不仅不会伤害对方，还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保护对方。
真正的格局，就是恩怨分明，绝不可能像市井小人那般小肚鸡肠，睚眦必报。
可惜这尘世间，这样的正人君子实属罕见。见得多的，恰是公报私仇、借机泄愤的小人行径。
苏轼和王安石，他们都是真正的大写人格，是光耀千古、彪炳史册的不朽典范，永远值得后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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