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原因很简单，自身制度的缺陷加上天灾的加成，促使了明朝在17世纪天气回暖之前灭亡。
亡于东林党之说
至于东林党，这个真的是很鬼扯。当然，东林党不全是好东西，但也不都是坏人，基本上对东林党两极化评头论足的都是人云亦云，根本没有好好看看相关的史料。
说真的，东林党从来没有掌控过朝政，他们只是代表了江南的一部分富商和城市中产阶级，根本不是说所有的江南有钱人都是东林党的后台，同期东林党的政敌浙党、宣党、昆党也都是江南人。
即使是在东林党最得势的天启元年，东林党也没有占据整个朝堂，同期的还有秦党、晋党、西江党、楚党。其中大部分的前三党和一部分楚党都是东林党的盟友，之所以被统称为东林党，仅仅是因为阉党为了打击东林党，就把所有和东林党有联系的党派全部统一归类，方便处理。
而且东林党极其盟友内部也不是很团结，比如西江党人章允儒就非常讨厌赵南星和魏大忠，并且还和阮大铖联合一起弹劾左光斗和魏大忠。同时他在崇祯初年钱兼益被贬时又为钱兼益说话。
在阉党倒台之后，东林党也不是那种阻挠商税收取的人。当时东林党人御史姜兆张提出过，重新征收被阉党废除的秦、晋地区的商税，这确实是一笔极大的收入来源，因为当时晋商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
除此之外，东林党人在崇祯初年还提出过不少关于税收的建设性意见，如：
①南京宣课司税收太少，应该详查增额。
②广东澳门地区通海商业繁荣，应该考虑榷税。
③福建、广东下海船只需要政府印帖来贸易，印一张需要缴税4~10多两，应该上缴。
④广东南雄太平桥抽商税43000两，5000两收归户部，剩余作为本省的军费（天启年间何士晋曾加收太平桥商税，被阉党作为罪状弹劾落职）
⑤浙江黄鱼税收归户部
⑥福建木税等杂税，山东泰山香税原来因为有兵乱没有征解，现在征解户部。
⑦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下海船只比较多，所收税收上缴，如有隐瞒不报的，处罚。
⑧牙行（即商业中介）的牙税予以规定收归户部。
⑨查缴贾税，除了行商商税外，坐商的税收查明征解。
不过正如我之前说的，东林党并没有控制朝堂的实力，也没有占据权力巅峰。你像占据内阁首辅十年之久的温体仁，本身就是浙党成员。事实上之所以这段期间没有什么有建设性的建议得到实施，恰恰是因为崇祯皇帝软弱、群臣只知道利益之争，对于下级官员和民间管理不力造成的。
亡于张居正改革一说
张居正改革的积极意义是很大的，他确实解决了当时大明的财政危机，为万历朝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做了铺垫。当然，对于这次改革，没有把他吹上天的必要，还是要直视张居正改革中的种种问题。比如一条鞭法的两税制度，人头税等融入土地税，而且只收白银，这点看似非常方便，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大明的白银分布由东到西是非常不均匀的，这必然的造成了地域货币不等值。再加上明代没有统一规格的白银铸币，而是采用非常落后的称量法，这点就忽略了白银自东南向西北传递时所有的磨损损耗造成的损失，最后必然是要加重白银匮乏地的人民的负担。
亡于孙承宗一说
这个论点在于孙承宗的关锦防线耗资巨大，榨空了大明的国库。这倒也是个事实，因为防线的维持费用巨大，而明政府的财政又非常紧缺，导致关锦防线只能修到大凌河就修不动了。
此外，在皇太极征服察哈尔和土默特之后，大明漫长的边境线上变得处处是清军的突破口，这就让关锦防线的实用性大打折扣，最后说他空耗军饷虽然有些过分，但是也是有这个嫌疑。
不过说到底，明朝的灭亡还是因为自己本身财政和行政的种种不合理，加上长期的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抗拒因素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虽然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懈努力的去挽救它，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一个片面的结论:源于经济。
一方面是明朝政府财政的崩溃。《甲申纪事》中说明朝政府的库银只剩下“二千三百余两”，当然，再此之前财政早就恶化，于是出了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有点蝴蝶效应意味的段子:御史毛羽健出于私心，打着为政府减负的旗号建议崇祯皇帝裁减驿站，于是一个叫李自成的驿卒光荣下岗，为了活命只能造反，最后把崇祯逼死煤山。
另一方面，女真人则靠着毛皮生意把经济搞了起来。《万历野获编》里说皇帝一年赏赐给臣下的毛皮就包括一万张貂皮和六万张狐狸皮，上行下效，民间对于毛皮的需也随之大增，女真人把毛皮从朝贡做成了垄断贸易。他们靠着毛皮交易获取了明朝禁止出口的铁器农具，也把自己箭镞上的骨制品换成了铁制品。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努尔哈赤对军队进行整编，成立了4个“固山”军团，再后来扩展成8个，即后来的八旗，就是这些八旗军最终结束了南明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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