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光绪帝的变法成功,中国的历史将如何走向成熟

光绪时代的变法与中国古代的变法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完全不同，因为光绪时代的变法与其称之为变法，不如称之为现代化或者改革。

这时候的封建皇帝面对的政治局势、社会局势更为复杂多变，改革的难度更高。

首先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推行现代化的封建究竟从何处获得对自己改革的支持呢?

封建国家的政策是改革政策，但是封建制度则是高度传统化的。推行现代化的封建皇帝也必须以现代化和传统力量为基础建立一个支持他的联盟。

实际上，推行现代化的封建皇帝可以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支持，其中三方面来自社会内部，一方面来自外部。

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支持力量，当然是官僚阶层。

官僚阶层是贵族阶层比如满蒙勋贵阶层的天敌，通过对官僚机构的控制，皇帝可以把贵族阶层以外的社会集团中的人士提拔到重要的位置上。然而，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也不能一下子就换掉整个官僚阶层，换上拥护现代化的新派官僚阶层，否则就会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威，并有可能激起贵族阶层更顽固而坚决的反抗。

皇帝可以提拔个人而不提拔整个集团。他必须设法将新老人士融合在官僚体制之中，使官僚机构既为新派的现代化改革服务，同时又保持老派官僚的名望。

官僚体制中最重要的成分当然是军官集团。

比如在奥斯曼帝国，大多数情况之下，军官们与封建皇帝的目标保持一致。

而在伊朗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军官集团具有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因为此他们仍然忠于封建皇帝，因为皇帝在他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是权威的来源。

无论如何，皇帝的权力主要有赖于他的军队以及军队和皇帝一致利益的共同认识。

一个意志坚定的皇帝和一个有效的官僚体制能够给传统社会带来颇大的冲击。

然而，他们的权力极少足以实现重大的改革。

他们需要其他集团的支持。

传统的支持力量当然还包括中产阶层，也就是新兴的金融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工业资产阶级。

不过，在很多传统国家中，中产阶层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帮忙的程度，其中清朝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国家。

比如哈布斯堡辖域之内，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层分子可以给自己的皇帝以有效的支持。

在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国家主义以及本土的精英集团乐于宦途生涯的传统阻碍了一个自主的中产阶层的产生。

商业和金融活动是由少数阶层才能从事的，如在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泰国的中国人等等，他们不能构成对本国皇帝进行支持的主要来源。

另外，即使有一个本国的中产阶层，它也很可能是一支反对皇帝的力量。

在18世纪，法国伏尔泰和新的中产阶层还能热衷于所谓的开明专制主义。

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集团的思想和观点则倾向于把开明专制主义也看成是封建糟粕而加以反对，君主政体在中产阶层内是没有任何市场的。

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持现代化皇帝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他们都反对把君主政体当作一种制度。

他们反对进行现代化的君主政体对他们进行通讯、选举和议会上的种种限制。他们必然会认为皇帝的改革是毫无诚意的，认为皇帝的骨子里仍然是为了拼命维持现状，维护自己专制的权力，比如晚清时期的中产阶层君宪派就是这样看待清朝上层的。

因此，比如伊朗这样的国家里，中产阶层不仅不是推行现代化的君主政体的支持力量，而是与传统的贵族阶层一样，也是推行现代化的君主国家的死敌。

甚至有些国家，有些时候，中产阶层会比其他所有社会集团更加激烈地反对君主制。

第三种可能的支持力量是百姓大众。

皇帝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受百姓拥护爱戴的，至少比地方贵族阶层和士绅地主阶层更受百姓拥护爱戴。皇帝提出的许多现代化改革对农村和城市的普通百姓大众有利。

在19世纪60年代，朝鲜国的大院君从下层阶层动员力量，以支持推进现代化改革的努力。

• 然而，赢得并维持这种广泛的下层阶层力量支持涉及许多问题，求助于百姓大众远比求助于资产阶级更易于引起传统权贵们益发激烈的反对。

• 其次，贵族阶层的担心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求助于百姓大众也许会走得太远，以致百姓大众会自行其是。奥匈帝国的国王约瑟夫二世就遇到了，当时农民为了响应国王针对农民问题而进行的全面改革，就拒绝劳作，拒绝向任何人包括国王和官僚在内交纳租税，到处劫掠民宅和庄园，袭击以前的地主阶层和贵族阶层。

• 第三，尽管百姓大众完全能够进行自发和鲁莽的行动，他们却不可能给国王提供持恒的、有组织的和明智的力量支持，而且国王也缺乏组织基础广泛的民众集团的条件。

• 最后一个困难，就是百姓大众与皇帝或国王之间常常目标不一致。

比如约瑟夫二世针对农民问题而进行的全面改革有利于农民阶层而不利于土地贵族阶层和地主官僚阶层，但是农民阶层由于思想文化因素的限制导致的眼界有限，很多时候容易变成工具人。

君主政体的长久稳定很多时候依赖于它通过这类改革去唤起农民阶层支持的能力。

但是在法律改革、世俗化、习俗的改变，甚至教育改革等问题上，百姓大众，特别是农民阶层，可能会因为短视和受到小恩小惠，他们可能追随其他传统贵族阶层或者官僚地主阶层，而反对国王那些长远来看对农民阶层有利的现代化政策。

第四种潜在的支持力量是某个西方列强势力。

对于一个没有掌握权力，特别是作为君权最重要的支柱力量——军队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有进行现代化改革的雄心壮志的皇帝来说，这是一种极不合意但又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

比如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后还能保留皇位，西方列强势力特别是大英帝国的介入，是慈禧太后不敢废除光绪皇都重要的因素之一。

然而从长远观点来看，西方列强势力的支持也会危害皇帝对潜在于本国一切社会集团中最强有力的情绪力量也就是民族意识加以利用的能力，所以在清朝末期，推翻清朝最为重要的力量就是民族势力。

与百姓大众的民族意识保持一致的皇帝则存，仍然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家族利益而不是民族意识和利益的皇帝则亡。

由于清朝皇帝和清朝主体民族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导致清朝皇帝先天在这一块处于劣势。而和清朝类似的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的那种多民族封建帝国的统治者的危命早已经被注定。

因而，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就难以使自己与日渐发展的民族意识精神认同，因为皇室既出身少数民族，又无力保卫国家，无力抵御其他外国势力的入侵。

而在日本，天皇就与日本民族意识精神，与旨在保卫民族独立的新型军事和工业计划相认同；国家的神道也发展成为新的爱国主义和旧的帝国价值观之间的纽带。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伊朗的礼萨·汗使自己成为抵御外来影响的民族意识的化身。

而到了二十年后，君主政体的危机主要是因为礼萨·汗的儿子不能全面把握住伊朗的民族感情。于是这些感情通过“民族阵线”日益猛烈地表达出来。“民族阵线”的怨愤先是对准俄国人，随后又对准英国人和美国人。当冲突达到高潮的时候，外国的支持和干涉在维持皇帝或国王的统治上起了某些作用——或许是决定性的作用。

其代价则是中产阶层和民族观念意识者更为激烈地反对君主制。

在1953年以后的10年中，国王竭力表明，他的“积极的民族意识”与摩萨台及“民族阵线”的“消极的民族意识”有所不同。

但是， 许多社会团体和阶层仍然觉得皇帝对国家有几分不忠。

而这也是光绪皇帝面对的情形，在最后几十年，清朝还能安安稳稳的存在，和西方列强势力的支持分不开。

一个皇帝如要获得国家内部的支持与其借助外国势力来苟延残喘，倒不如让自己被西方列强废黜。法国和英国在殖民统治的末期曾将摩洛哥的苏丹和布干达的卡巴卡流放，这反而使得他们后来受到其百姓大众极其热情的支持，重登王位。

这也是光绪皇帝在当时的很多国人心中地位很高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是被慈禧太后废除的皇帝，反而拉近了他与百姓大众的距离。

即使光绪皇帝没有被废除，西方列强势力出力甚大，但是由于慈禧太后得到西方列强势力的支持，在百姓大众眼里，反而将光绪皇帝看成反抗西方列强势力的存在。

而且沙俄沙皇和日本天皇虽然成功将自己的国家拉入现代化，但是也留下了巨大的隐忧。

因为随着现代化的开展，社会内部各个集团都有参与国家建设的意向，其中以政治参与的欲望最为强烈，而君主政体不能适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的需要，最终也就限制了皇帝社会改革创新的能力。

如果光绪皇帝的变法成功，中国成功走向现代化，那么中国苦难的历史将会缩短。

然而皇帝至高无上的效力有赖于传统文化思想给予他的正统性，而随着现代化的开展，传统文化思想被逐渐破坏，皇帝的正统性也就自然而然随之下降，从而有损于皇帝至高无上的效力。

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增强皇帝对于维护君主制度的欲望，日益现代化的社会和产生现代社会的传统体制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差距，也开始产生了隔阂；传统体制能够改造传统王朝成为现代化国家，却不能够阻止传统文化思想被腐蚀，不能阻止皇帝的正统性日益被削弱，最终君主政体被现代化所吞噬。

于是成功将整个国家带入现代化的封建皇帝，最终依然会将整个封建皇室全部葬送。

所以清朝皇室的下场要不像法国皇室和沙俄皇室一样被百姓大众所处死，要不像英国皇室和日本皇室一样，变成毫无权力可言的吉祥物。

故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下场说不定会更惨。

几乎可以肯定，大清是看不到20世纪的太阳了。

可能是历史课本的影响，很多人只要是一听变法这个词，就觉得是不可置否的好事。

诚然无数变法者的初衷都是希望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但大多数真操作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仅仅有初衷是不够的。变法之所以可以成功，不仅在于新法有多好，还要考虑到如何同旧势力达成某种交易，让他们为己用或是消灭他们，从而去保障一个社会的相对稳定性。

但很多变法者并不会考虑得这么周到，毕竟比起破天荒的想东想西，实现自己的抱负要更重要一些，而康有为就是这一种人。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络络了很多，但精简下来，基本就是三大点：废科举，整军政，充国库。

诚然，科举已经是落后的制度了，也该着要废除，但是因为科举而衍生出了的千千万万读书人可是科举制度的直接受益者，贸然废了科举，就等于砸了人家的饭碗。记住你这是要改革，不是闹革命。可能很多人觉得读书人没什么可怕的，毕竟有句老话叫“秀才起义十年不成”。但可别忘了，就在五十多年前，有那么一位落第的读书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还差点亡了大清的江山。

整军政，直接触动了大清的核心官制，严重影响了六部大臣的切实利益。很显然，康有为给自己惹来了很大的阻力，先是读书人，又是达官贵人，如果自己的政治权利不稳的话，这场改革基本就已经宣告失败了。废绿营，一样也没有说给个什么失业保障，这也是在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毕竟作为大清帝国的主要维系部队，绿营军有着规模庞大的数量，动辄以大批量的裁撤，却不给这些离职职业军人以合理的社会保障，其危害之大，自不必多说。

这还不提康有为在税收方面的乌托邦主义构想。

很多人认为戊戌变法致使出动了老权贵们的利益，却没看到整个绿营军和士人阶级都被触动了底盘。地位和权力稳如王莽、王安石都做不到对抗天下，更何况一个都没那么大实权的康有为呢？

一座的王朝的金字塔，要真的施展了戊戌变法，只会轰然崩塌，都不需要十几年后的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