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发展的特定规律。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人亦或者是商业，确实是要追溯到殷商时期。
上古三朝，夏商周，可以说每一个朝代都是政治经济制度的空前变革。商朝其实并不能明明确确算是一个封建王朝，封建顾名思义“封邦建国”，而分封制是由周代商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商朝无论是在政治体系和经济发展上，都和周有着本质的不同。
商朝不尚礼法，通过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字可以推论的是，商朝的国计民生多以占卜算卦来决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意味，在许多事情的决定上，并不是按照等级森严的制度来作为考量标准。在政治方面，殷商是一个由部落联盟推举出来的中原政治核心，所以在归属上，也仅仅是附庸的关系，各部落仍然有极强的自主性，这就为部落间、人口间的以物易物，贾货流通创造了先决条件。另外，即使是自古我国就以农耕文明为本，但是在小农经济逐渐发展之后，便会出现更高层的需求，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殷商时期，出现小范围内的商品交易是符合社会的发展的。
自武王伐纣建立周之后，周朝时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完善封建体系的王朝。为何之前蔚为气候的商品流通就销声匿迹了呢？主要还是政治原因的决定。周朝实行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分封制，等级森严，逐级分封，下一级宗主国有义务向上一级宗主国纳贡服从。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土地和人丁都成为了封国的附属品，臣民变为奴隶，没有了自主性。为了满足这个国家庞大的粮食需求，重农业而轻商业也成为了必然。
加之周自立国之初，就以农耕文明为主。这样确保了人口不会流失，便于统治者的统治，越耕作越稳定，同时频繁的战争需要大量的粮食。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争吞并越发激烈，军备竞赛越演越烈。其中决定国力的主要因素就是粮食的储备，各家强国变法的言论，重中之重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譬如齐相管仲就宣扬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这是明确提出把商业作为最末端的产业；秦国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也是符合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的。
我们历史上的物品交换，可谓是由来已久；传说，神农氏“日中为市”，便已有了早期商业活动的印记；虽然，此时的交换，还仅限于氏族部落间的以物易物；与完全意义上的商业活动，仍有很大的区别。专家们猜测，甲骨文中出现的“贝”，便是作为物品交换的媒介，最早使用的货币；当然，这还有待，更多专家的考证与认可。
不容否认的是，周人克商后；当聚居于东方的商人，被驱逐到南方，或被迁徙到周原时；作为殷商传统的商业活动，才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发展了起来。
最早见于史籍的商业活动，是西周初年的《尚书·酒诰》中；周武王对妹土居民讲，“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妹土，曾是商人的都邑，大概是殷商遗民居多吧；所以，武王鼓励他们，赶着牛车到远处去经商。
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尚处于“邦国”时期。在贵族们聚居的地方，建起宗庙，以及为贵族们服务的小工业，便形成了早期的“邑”；“邑”的外边是郊野，围着郊野建起城墙，便称之为一个“国”了；“国”与“国”之间是辽阔的荒野，即便是游牧部族，在这荒野中游猎，国君们也不会以为他们侵犯了自己的领土，所以史籍中称之为“弃地”。此时的“邑”，还没有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国”与“国”之间的“弃地”，也不具备，商业活动所必须的、安全的“商路”。
直到春秋时期，藉着“各诸侯国间频繁盟会、战争”的契机；才开始出现，网络各诸侯国间的道路；正应了鲁迅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于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最早的金属货币，便属于这个时期；足可见，此时的商业活动，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正在此时；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商业活跃区；以郑国、卫国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和以齐国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地区。
或许，早在西周初年；基于渔盐之利的开发，纺织业的发展；山东半岛上的商业活动，已经很活跃了。据说，正是由于“一旦管仲勒紧盐袋子，半数诸侯国没盐吃”的物质基础，才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而郑、卫两国商业的活跃，则是赖于中原核心四通八达，便利的交通条件；像极了几十年前的郑州，被称作“火车拉来的城市”。
《左传》成公三年，记载了一个郑国商人；他去楚国做生意，并试图营救被楚国俘虏的晋国大夫荀荦；还有一个叫弦高的郑国商人，从事于周郑之间的商业活动；甚至有实力冒充郑国特使犒赏秦国的军队。
众所周知，卫国曾被戎狄灭国；在齐桓公帮助下，在楚丘营建了新都，才得以复国；复国后的卫文侯以“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为国策，使卫国很快复兴了起来。
进入战国后，各诸侯国间竞争日趋白热化；能够带来巨大利润的商业活动，越来越被国君们重视起来；大量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各种金属货币，便是很好的物证。这时期也出现了，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等，大型的商业城市；以及如范蠡、子贡等，见之于史册的优秀商人。
杨宽在其《战国史》中称，此时还出现了货运“通行证”，并明文规定：陆上运输以五十辆车为限；水上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足可见，这个时期商业活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不幸的是，日趋繁荣的商业活动，在“商鞅变法”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将“商鞅变法”的法令推广到全国后，更是极大的阻碍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幸运的是，汉朝以后，伴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也开辟出一条商路——“丝绸之路”，通往中亚、以及更西的西方；同时，由南海出南洋的海上贸易，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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