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作霖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
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作霖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之后,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1928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接战不利,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很不安,6月1日,据说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3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回沈阳。 张因伤重,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 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 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 河本还想好了掩饰责任的办法,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由他找到售卖吗啡的3名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 三人中有一王姓乞丐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乞丐。 事前河本曾付刘戴明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账。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在北京的张学良闻讯后,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回沈阳,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本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本人信以为真。 张作霖的遗嘱,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学良根据这道“伪造文书”,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使关东军再无可乘之机。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 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作霖,字雨亭,穷苦出生,当过马匪,之后被清政府招安,又为清政府剿匪,民国初年,成为名至实归的东北王,最后成为中华民国的陆海空大元帅,也是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国家元首。
在他做国家元首后期,由于国民革命军北伐,东北军战事不利,被迫退回关外。在撤退途中,所乘专列在京奉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当时由日本关东军控制)的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的军国主义分子用烈性炸药炸成了重伤,回奉天之后,重伤不治,死去。
张作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枭雄,对日本人在东北的态度极其强烈,日本人对张作霖可谓是咬牙切齿的恨。最后由川岛芳子刺探了张作霖专列的时间、地点,日本关东军实施了暗杀。从日本人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张作霖在民族大义上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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