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长子继承制是西周宗法制的核心，现代人通常都视之为腐朽落后的一项封建制度。在现代人眼中，选择继承人，再怎么都应该看哪位候选人更加“贤能”，而不是以其出身来决定继承资格。
然而，所谓“贤能”，却是最难以量化衡量的一个标准。历史上，正因为人们对贤能的看法不一，导致了太多的历史悲剧。
商朝最后一位国君商纣王，史称“资辩捷急，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堪称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商人选择他作帝王，某种程度上，正是选“贤”的结果。可商纣王虽然才能出众，却“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他坐上国君之位后，凡事都喜欢自作主张，专横跋扈，丝毫听不进别人劝谏。时间一长，商纣王便成了只能听阿谀奉承之声的暴君。最终，商纣王被天下人抛弃，葬送了成汤江山。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商纣王不够“贤能”吗？那么在选择他作太子时，为什么鲜少有人能指出？
在深入研读历史之后，司马光曾感叹道：“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辩，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司马光是在看到知伯被韩、赵、魏三家所灭后，有感而发。以他的观点，德才兼备称之圣人，德才皆失称之为愚人，德胜才称为君子，才胜德称为小人。知伯为人，身强体壮、才艺过人、能文能武、坚毅果断，但却失之于仁。所以，在司马光眼中知伯是有才而无德之人，应称之为“小人”，原本就不应被立为继承人。商纣王就与知伯类似，也是有“才”而缺“德”的小人，所以才葬送了成汤江山。
然而，司马光的选“贤”标准又是否可靠呢？
宋桓公去世时，太子兹父到他病榻前，强烈要求另立太子：“目夷年长而且仁德，请国君立他为太子！”宋桓公听了，便叫来了庶长子目夷，想立他为太子。但目夷听了后，却推辞道：“他既然能以国相让，还有比这更大的仁德吗？我无法与他相比，况且改立太子不符合宗法制。”说完，他立刻就退下了。宋桓公没办法，只得将兹父立为太子。
宋桓公去世后，兹父当上了国君，即后来鼎鼎有名的宋襄公。
宋襄公能让贤，充分证明了他的仁德。以司马光的观点，即便宋襄公无才，也称得上是位君子。他作国君，应该不至于出什么大乱子。
可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因为在霸主齐桓公去世后成功地平定了齐国内乱，宋襄公自信心爆棚，想重振殷商雄风、称霸东周。尽管庶兄目夷数次苦口婆心地劝谏，可宋襄公却始终听不进去。结果，宋襄公一连两次被楚成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公元前639年的盂地（今河南睢县东南）会盟时，被楚成王劫持着去攻打宋国；公元前638年，又在泓水之滨大败于楚军，不但宋襄公身受重伤，宋国军队也损失惨重！
宋襄公执政十四年，因不自量力地想称霸天下，最终成了天下人的笑话！
那么宋人选择宋襄公作继承人，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宋襄公到底是不是“贤”人呢？
很多人认为，宋襄公虽然有君子之风，但显得太过迂腐——这其实就是在暗暗讥讽他的才干不足。那么如果有一位仁德又有才干的继承人，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
晋献公太子申生并非嫡子，但因为嫡夫人贾国女未能生下儿子，申生便以庶长子身份当上了太子。申生为人，按他政敌评价，是“处处小心而洁身自好，年长稳重，不忍心害人”。这么一位洁身自好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好人，当然也属于司马光眼中的“仁人”，至少能称得上是君子。
正因为君子洁身自好，从政时往往就显得懦弱而迂腐，难以出政绩。那么太子申生是不是这样的人？
在骊姬不断地吹“枕边风”后，晋献公对申生也逐渐产生了疑心。为试探儿子，晋献公不断地出各种难题来考验申生，想借机找出错漏而废黜他的太子之位。
首先，晋献公组建了上、下二军，命申生率下军去攻打霍国。申生虽然感觉到父亲心态已产生了变化，但依然忠顺地听从父命，率军前往伐霍。结果，申生顺利地将霍国给灭了。
一看申生如此能带兵，反倒是加剧了晋献公对他的戒心。
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再度命申生率兵去讨伐皋落狄，还特别强调：“狄人没有被彻底消灭，就不能撤军！”晋国周边的狄人部落众多，实力极其强大。晋献公以彻底剿灭皋落狄来要求申生，其实就是为了抓他的过失，好治他的罪。跟随太子申生出征的大臣，不少都丧失了信心，劝他干脆逃亡国外算了。可太子申生却毅然出征，并出色地完成了晋献公交给的任务！
申生为人仁德，又能统军立下如此多的战功，难道还不是一位德才兼备的继承人？
可这么德才兼备的太子，却在骊姬陷害下丝毫没有抵抗力，最终被迫害致死。晋献公去世后，晋国就因为太子申生之死不能服众，再度爆发了长期的内乱。
如果太子申生能保住性命，晋国还会经历那么多波折吗？
商纣王、宋襄公、太子申生三人的例子足以证明，所谓“选贤”制度看起来美好，可在古代操作起来却是极为困难之事。
即便是到了现代，要想衡量一位管理者的优劣，也相当困难：短期业绩辉煌之人，也许是以牺牲长期业绩为代价；更注重长期业绩的管理者，也许因短期业绩不突出而被上司给否决了；长短期业绩都好的管理者，说不定又因对下属压榨过甚，导致众叛亲离……。
正因为“立贤”的标准太过主观，难以量化，所以古人才想出了这么一个最少争议的制度——以出身来定义继承资格——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出现的最根本原因。虽然嫡长子继承制显得极为僵化，也无法彻底消除争储隐患，但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
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权力交接期的平稳过渡，这正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最大优势所在。
一般说来，任何国君还有贵族都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能够贤明，从而能够继承自己的家业，把自己的家业发扬光大。但是在中国真正的历史上，很多时候挑选继承人并不是以贤明来挑选，而往往都是以嫡长子继承制来选择继承人。
因为贤明这种东西，说实话是很难用到数字具体去衡量的。往往在皇位继承中，某个皇子被众人说是非常的贤明，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很多人在给他造势，并不一定是他真正能力的反映。因为在历史上废长立幼，最后以庶子代替嫡子继位，造成的悲剧数不胜数。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经历了太多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最后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而不是以贤明来选择继承人。
三国演义估计大家都看过了，在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袁绍和刘表。他们都曾经打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基业，但是在选择继承人上有所不妥，最后导致自己的基业灰飞烟灭。以至于后人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该废长立幼。曹操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最后是贾许一锤定音，也是拿袁绍和刘表的例子来做反面教材。
所以不管嫡长子继承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确实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至少大家都认可这一制度，服从这一制度。而如果以贤明来选的话，可能其他的庶子很多都非常有才能，谁也不愿意服从谁，最后各自都有自己的拥护者，到时候就会形成各个派系互相争夺，四分五裂。最典型的就是康熙皇帝末年的九龙夺嫡，因为康熙废了太子之后，一直没有再立新的太子，所以其他的皇子就看到了希望，结果在私下里你争我夺，完全是不择手段，不可谓不惨烈。结果雍正当了皇帝之后，由于当年和那些兄弟争夺储位结下了巨大的仇恨，所以把其中好多都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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