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周人灭商这段历史，传统上都是以《史记》记载为主，认为是周武王率仁义之师战胜了残暴的商纣王。但《史记》之说却忽略了另一点：周人伐商，不过是压垮商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在周人正式伐商之前，商王国已经被各方势力给侵蚀得千疮百孔了。
《尚书》中有“西伯戡（kān）黎”一篇，说的是在周人占据黎国后，商王室内部惊慌失措，对商纣王发出指责之事。传统上都以为，此篇中的“西伯”是指周文王。但从清华简《系年》“耆夜”篇可知，周人占领黎国是周武王执政第八年之事。
周人占领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黎国位于今山西省长治西南，古时称此地为上党，荀子称之为“上地”。上党盆地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居太行之巅；从中原及华北平原仰望，有如在天下，所以才会有“上党”之名。从长治出发，向东南翻越太行山，就可居高临下，直达商王国的政治经济核心区——商王都（注：商王都传统文献中都说是在朝歌，但近现代考古发掘的结果，更倾向于在今河南安阳一带）。
周人占领黎国后，就占据了绝对的地利优势，随时都可以向商王国发动致命的一击！
因此，得知这一消息后，商王室大臣祖尹就对着商纣王发火：“天子，上天恐怕就要终结殷国的国命了！不是先王不保佑后人，实在是大王太过放纵、安逸，自绝于先王。所以，现在上天抛弃了我们，百姓无人不希望大王早日灭亡！现在天命还未显现，大王究竟打算怎么办？”
在内部大臣们高度不信任情绪激发之下，商纣王毅然决心派军上太行山，想夺回黎国，以反击周人的进攻。这一点，在史书中仅有零散记载。
《左传·昭公四年》中提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也就是说，在周人占领黎国后的次年春，商纣王立刻派人上太行，试图夺回黎国。然而，此时周人占据着强大地利优势，商纣王想迅速夺回黎国，并不太现实。虽然商王国实力强大，但凭借地利优势，周人必定能将战事拖入一场持久战。
此时，对商纣王更加不利的是，山东半岛的东夷人得知商王国军队主力前往伐黎之际，竟然也趁机发起了叛乱！
商人之祖，其实也出自东夷。传说中的商人先祖简狄，是有娀（sōng）氏之女，而有娀氏即东夷少昊集团的有扈氏。后来，商人部落西迁，逐渐脱离了东夷集团。在夏、商之交，商汤与来自东夷集团的伊尹、仲虺密切合作，共同推翻了夏王朝。从此，商人与东夷成了关系密切的盟友。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盟友关系最终被双方的利益纠纷所打破。大约从商王仲丁时期开始，商人与东夷的关系就慢慢地走向破裂。从此，东夷成为一巨大威胁，商人不得不将国都从河南商丘一代迁徙到了黄河北岸，以避开东夷锋芒。直到商王武丁时期，商王室对东夷多次进行征讨，才又占据了上风，迫使东夷人重新臣服于商王国。
但显然，依靠武力征讨而换来的臣服不过是暂时的。
商纣王的残暴统治，让天下各族人纷纷背叛。周人竟然占领了黎国，对商王国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商纣王派兵攻上太行山，准备夺回黎国。东夷人眼见机会难得，也在山东半岛发起大规模叛乱——这就是《左传》记下的“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
此时，商纣王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究竟是先夺回黎国，还是先平东夷之乱？
周人扩张速度虽快，但实力明显弱于商王国；东夷人实力强大，而且还与商人彼此知根知底。商纣王生怕东夷人的叛乱扩散之后，将彻底危及到商王国的政权。所以，他最终决定将军队撤下太行山，先去扑灭东夷的叛乱！
由此商王室大军快速撤下了太行山，直奔山东而去了。这一去，商人就再也没能重新登上太行山。
东夷这次叛乱，规模庞大，牵涉范围极广。商纣王派出主力军前往平叛，却与东夷人打了个难分难解。《左传·昭公十一年》评价这场战争时就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虽然商纣王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商王国因为这场战争也损失极为惨重。
陈梦家先生在分析了殷墟卜辞后，判断这次商王国平定东夷之乱，足足花了260天！（《殷墟卜辞综述》）商纣王为黎之蒐，大概是在周武王九年春；那么商王国彻底平定东夷叛乱之时，基本上是一年后了。
如果《史记·周本纪》记载可信，周武王伐纣是在他执政第十一年的甲子日。也就是说，为慎重起见，周人在商纣王战胜东夷人后一年，才发起了第一次东征。在对东夷的战争彻底结束后，难道商纣王还不会对周人进行重点防范吗？
因此，个人认为武王伐纣之年，商王室与东夷之间战事已结束，所谓周人趁朝歌空虚而灭商的说法不一定可信。
但讨伐东夷之战，让商王室损失太过沉重，在短短一年内军队兵力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补充。更何况，性格残暴的商纣王在局势恶化之后，恼羞成怒、疯狂地杀戮大臣，并加大了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让商王室人心尽失。国内民众都不愿为商纣王而战，这更是让商王国雪上加霜。所以，众叛亲离的商纣王倒台，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灭商之战都不是周人凭借一己之力所能完成。
如果把商王国比作一头公牛，周人与东夷人则站在公牛的前后：公牛前去攻打周人，东夷人就在背后烧牛尾巴；公牛前往与东夷缠斗，结果两败俱伤，周人则坐收渔翁之利，趁机对公牛发动了致命一击！
虽然在灭商之战中大量消耗了商人的有生力量，但东夷人绝非周人的盟友。东夷人不过是在推翻商人统治的过程，判断错了出击时机，导致自己没能笑到最后。对于周人，东夷人同样敌视。所以，后来武庚叛乱之时，东夷人又与武庚结盟、积极参与叛乱，真可谓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在夏商周时期，奴隶是奴隶主贵族的私有财产，没有资格也不可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充当士兵行军打仗、戍边守界的都是奴隶主贵族中的士。
在奴隶主贵族的等级阶梯中，士是最低层。他们一般只有少量的土地和少数的劳动人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要自己亲身参加劳动，才能维持一家生计。但是他们既要充当国家机关的下吏，又是国家军队的武士，一遇战争，就得“执干戈以卫社稷”，有时还要长期戍守在远方。
周武王伐纣时，如果商王朝畿内守军未外调，朝歌力量不空虚，那么纣王是不会无奈之下出此下策，临时把奴隶武装起来对抗周军。奴隶是被残酷压迫的阶级，平时想反抗而不得，是不会在关键时刻为压迫自己的奴隶主卖命的，所以在牧野之战中，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阵前倒戈起义，反引导周军攻入了朝歌，成了商纣王的掘墓人。
即使没有详实史料的记载，当时状况也可想而知。商王朝的宿卫军一定是外调了，朝歌兵力空虚是一定的，而当时正是纣王征伐东夷之时，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把朝歌宿卫军调去征伐东夷了。周武王在之前的孟津之誓时，面对群情振奋、所由用命，皆言“纣可伐矣”的八百诸侯，仍曰“未可”，认为诸侯“未知天命”，而后却在孟津之会后不满两年，却突然兴兵伐商，一举而攻入朝歌，周武王一定是探知了商都朝歌兵力空虚的秘密。如果周武王此时再不出兵伐纣，等商纣王平定东夷后，一定会挥兵西指，集中力量对付周人，如此则历史恐怕要改写了。至于周武王如何探知这个秘密，则又是一段没有详实史料记载的历史秘密，也不是本文要论述的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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