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王安石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们也都有大功劳于国家，青史留名。商鞅变法成就秦国一统天下，王安石则在相当程度上逆转了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还被列宁称为“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所谓变法，都是改易祖宗之法，重新定义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在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在进入近代以来，农业并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使得产量突然增加，社会的财富总和实际上是大体不变的。因此，执天下之牛耳的宰相施行变法，实际上是将财富重新分配。这当中，必然会引起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变法过程中多有阻挠，甚而因此而失败。
（商鞅变法）
但是商鞅变法毕竟是成功了的，虽然商鞅最后作法自毙，但是秦法却被坚持了下来；王安石变法却在宋英宗即位后即遭废除，后来虽部分恢复，但究竟不是原来模样了，因此可以说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变法的背景上，商鞅和王安石变法都是在国内外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如商鞅变法前，秦国在阴晋之战被魏国以5万击破秦国倾国而来的50万大军，此后“天下卑秦，丑莫大焉。”同时由于秦国立国较晚，民俗落后，诸夏国家视秦国为夷狄之国，不屑与之为伍。宋朝则是出于避免唐朝藩镇割据的灾祸，强干弱枝，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的管理，却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对外，宋朝对辽国、西夏多次用兵不利，导致很多知识分子要求变法，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都涉及到最关键的问题，土地问题。
相对而言，商鞅变法时，传统的奴隶主阶层已经式微，地主阶级势力方兴未艾。虽然商鞅变法触动了老贵族甘龙等人的利益，但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和很多自耕农的支持下，商鞅变法得以舆论压服社会异见分子，而“废井田、开阡陌”的措施，也在实际上增加了国家的耕地面积，刺激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使得他们开始理解并且支持商鞅的变法。这是新制度对旧制度，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胜利。所以，商鞅在变法之前，很容易就已经找到了同盟——地主阶级。商鞅变法时，商品经济发展不是很完善，民间贸易是以货易货的小农经济为主，货币经济的不发达，使得农民遭到商人、官府的盘剥的可能小很多。这与宋朝王安石变法所面临的社会背景是截然不同的。
（商鞅剧照）
王安石变法时，正值北宋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地主阶级利益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王安石天然地想到找到贫苦农民做为同盟，可是制度施行的效果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财政收入，却在长期来看损害了宋朝的根基，导致官逼民反。如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青苗法，即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利率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王安石这么做，其实是不希望农民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而向富户出卖土地。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这种作法效果不错，在陕西推行时也颇受欢迎。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增值。有了硬指标，官员们就要用硬手段。他们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之分为不同等级，各自要承担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不论你是否需要。同时，为了保证还贷，又让富户与不同等级的农户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青苗法实行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甚至连富户也无法幸免。这岂不是祸国殃民吗？
在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其目的本在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对百姓的垄断与盘剥。但这项政策的实质是用官商代替民商，岂不知官商比民商更坏。一来民商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垄断程度和能力有限，盘剥程度也有限，但当国家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时，其盘剥的对象扩大到民商和百姓。在这种新法之下，政府官员控制了批发与零售业务，普通商人无论大小要做生意先要经过官员的几道审批关口。交易费用由于贿赂官员而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不说，许多商人无法经营下去，工商业凋零。除了掌握交易权的官员致富之外，对整个社会和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司马光是变法保守派）
王安石的变法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实行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了，史书评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宋朝中期以后，农民起义比比皆是，北宋王朝穷于应付。王安石变法短暂的成功之后，必然面临着被废除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饱受争议，王安石以财政收入增加的硬指标，力主变法利国利民；苏轼、司马光则认为变法扰民、害民，是危害社稷的做法。说到底，王安石还是在变法时没有得到整个官僚阶层的支持，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不得不寻求那些急于上位的青年官员的支持。这些人不乏一些宵小之徒，一味钻营，将好端端的利民之法变成了害民之法。王安石本来希望的，能够得到贫民百姓的支持的变法，在这些人的上下其手的操作中，反而成为了贫民百姓的眼中钉肉中刺。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王安石也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同盟者。传统封建王朝下的农业社会经济，社会总财富是一个固定的值，一方得到的多了，另一方得到的必然就少了，这些官员们必然与那些既得利益者沆瀣一气，鱼肉百姓，损公肥私。王安石变法如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则必须在关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渠道的同时，给他们增加一条新的利益通道，使得社会总财富量增加，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达到富国强兵、民生富庶的目的。
（拗相公王安石人缘不好）
所以，在封建时代的变法，几乎难逃失败的命运，其根本原因即在此处。纵然能够获得短时间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基础上，能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如张居正变法，看似增加了明朝的财政收入，却最终逼得老百姓造反，要了明王朝的命——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
所以，封建时代的变法，要向成功，只有一种做法：保住存量，做大增量。这种增量可以是对外扩张、掠夺，也可以是技术进步等方面。可是，除了商鞅办法的“开阡陌”是做到了增量之外，其他的变法都是流于形式，看似增加了国库收入，却是以损失国祚换来的，得不偿失。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一句古话，“没有十倍的好处，不要改变现状；没有百倍的好处，不要改变常规。”
表面看都是动用国家权力强势行政，其实历史时空、条件不同，发展阶段历史任务不同，改革性质不同，民心民意不同；战国七强竞逐周皇室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农耕低下经济的秦国采用商鞅变法，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军功、统一度量、建立郡县制，釆取战时经济政策聚合民心民力吞并六国而成功(秦人本不敌管仲变法尊王攘夷五霸之首的齐桓，工商经济龙头大哥的齐国后来未能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让秦捡了便宜)；宋朝时，华夏基本盘已大体统一，北方游牧民族虽在灾荒年时有犯边，但大体上经济互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及挑战，如范仲淹答宋仁宗的条陈十事等奏疏看，实质是制约权力，改造皇权，法定相权；可惜范仲淹、韩琦、富弼领导的得民心的庆历新政被中止，之后由宋神宗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却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不得民心地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贷款，为朝廷聚敛了足够二十年使用的财政，表面看是成功的，但由于摧残了社会经济内生活力，效果不好，更如饮鸠止渴，并滋生了六大国贼，政体腐败，导致两个皇帝都被金兵套着绳索捉去，只能历史性归于失败。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也是成功扫六合的秦法到天下一统后不适应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历史因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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