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在中国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彻底

战国时，墨家曾经一度兴盛：

孟子尝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

韩非在《显学》一文中直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杨朱是道家分支，“贵我”一派开山鼻祖。也就是说，孟子时，道家、墨家并称天下，而韩非时，儒墨世之显学。

即使到汉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六家要旨”中，点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墨家居其一。

然而西汉之后，道家即使下野，尚能搞个道教。刑名、律法本一家，儒皮法骨的朝堂操作绵延两千载。六家中，只有墨家，几乎是销声匿迹。

之所以如此，区区认为：作为学说，墨家的思想其实并未全部被遗忘，其中很多思想成分只是被改个表达方式重新包装了。但作为整体的学术传承，其“绝后”正因为其自身不自觉的提倡了“绝祀”（独祀天志）

具体说，就是“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

顺天得赏

由于时代风气影响，如今具体了解墨家乃至具体了解先秦诸子的人恐怕不太多，所以我们先来大概的梳理一下墨家及其并称的几个思想流派。

在韩非的眼中，墨家曾经是与儒家并称的显学，但二者之下，至少还有与法家，道家并称的次一档的学说。韩非虽没提，但韩非的老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提到了，太史公的《论六家要旨》某种程度也是顺着荀子的思路来的。

要旨所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荀子所谓十二子是：它嚣、魏牟、陈仲、史鱼酋、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

其中，墨翟、宋钘是墨家，子思、孟轲是儒家分支，与仲尼（孔子）、子弓组成儒家（但按荀子礼法并重的思路，荀子自身是偏法家的），惠施、邓析是名家。

而其余六人从渊源上皆属道家分支杨朱学派，这个学派曾经与墨家并称：

《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

杨朱思想核心“贵己”、“尊生”，发展下来，分成《非十二子》中的三派，有学者认为三派具体为：

它嚣、魏牟重生轻利，因偏于“纵情性、安恣睢”，成为杨朱之学的末流，属“纵情派”； 陈仲、史鱿承杨朱“自贵”之旨、“轻爵禄而贱有司”，退隐山林，属杨朱学派“忍情派” 田骈、慎到贵“静因之义”，“因性任物”，“变化应求”，以“因循”为本，是对杨朱之学的精到发展。

其中的慎到、田骈一派，后来被称为黄老道。

相比墨子与孔子，杨朱这个开山鼻祖连相关系统著作都没能留下，只能在先秦各派的评论中被提到。作为思想学派，杨朱学派这种，或者才称得上是彻底消失。

杨朱学派之所以被肢解的消失了，是因为其核心的“贵己”思想太容易被发展为“自私自利”的那种绝对利己思想。

但“贵己”思想换个名字为“但求长生不老”的“长生”思想，就能绵延不绝了。所以杨朱学派被归类到道家，而且换个马甲实际也被即继承着。

然而，墨家却跟杨朱派不像，他可谓自成一家，可说完全是墨子一人主导，其后学没有明显创新。这从各家的名字就能发现些端倪：

在漢代，即使学术传承相对较少的道家，也称“黄老道”，法家与儒家的相关名人就更是数不胜数。只有墨家，只一个墨子名显后世，所以该学派也因墨子而称墨家。

换句话说，墨家算得上完全没有学术传承，墨子死后，墨家的学术传承就等于断绝了。

之所以如此，并非很多人认为的因为“兼爱”蕴含的平等思想不为统治者接受。因为法家本质上也是追求平等的，如“太子犯法与民同罪”。

道家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是近似于平等思想的。

所以，反对儒家的“仁爱（爱有等差）”，并非墨家断绝传承的根本。“尚贤”及其引申的“尚同”才是墨家的致命所在。

反对儒家式的“仁爱”，并非从墨子开始，也非结束于墨子：

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 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姜太公对“尚亲”的反向操作，是“尚功”。论述功劳，自然需要相应的功过条文，所以法家的先声为齐国的管仲（虽然他出生不在齐国），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商鞅的“壹刑”，同样是闪耀着平等思想：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 自卿相、 将军以至大夫 、 庶人,有不从王令、 犯国禁、 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所以“兼爱”所蕴含的平等思想，在墨子之前、之后都不鲜见，只是换了个马甲而已。

墨家虽源于反对儒家而创立，但其真正核心，却不是兼爱。甚至，“兼爱”的思想，换个马甲被儒家抄去：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上》（第九）。 原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兼善”、“兼济”，本质与“兼爱”没多少区别。所以“兼爱”只是墨家的一个用词上的特色标签。

尚贤尚同

墨家真正的核心思想，是达成“兼爱”的方法，即所谓“尚贤”、“尚同”、“节用”为核心的多个主张。

从秩序角度看，“尚贤”是建立秩序，“尚同”是维护秩序，“节用”是加强秩序。

其余的，“天志”“明鬼”大致是辅助“尚贤”建立秩序的。“非攻”“非命”大致是辅助“尚同”维护秩序的。“非乐”“节葬”，明显是“节用”的延伸。

而“尚贤”、“尚同”、“节用”三者中，“尚贤”为根本中的根本。其《尚贤》有：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的这种“尚贤”操作，在本质上，与“丛林法则”其实差别不大。

而墨家实际操作中，举贤者，“圣人”也：

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 《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尚贤》

“圣人”所以举贤者，“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

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尚贤》

也正是这种“利百姓以为贤“的思路，墨家在器械创造方面首屈一指。

但问题是，创造力，技术的实用性等等的东西，即使是现代社会，也不是那么容易判别高下的。

所以太史公认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这一看法，虽是没切中墨家体系核心，但“其事不可篃循”的判断，却是正中要害。不具备可操作性，是墨家“举贤”的最大问题。

墨家的首领叫钜子，又称巨子，“巨”字，本义是矩尺（作用相当今角尺）。用于测量方角以及长度的：

“钜”的含义相当于规矩的矩，“钜”之所以加金字旁，估计是强调的是金属矩尺的刚强乃至不朽属性。以此表示首领是“贤者”中最高标杆的意思

首领称“巨子”，正是墨家“举贤”思想的直接体现。某种程度也印证了墨家举贤的不可操作性。

所以，那种“墨子是中国最早的黑社会老大”的理解，实在是没文化之极。纯粹的“哗众取宠”

虽是断绝传承，但如上所述，墨子思想的出发点“兼爱”，却是没有湮灭。《孟子·尽心上》：“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乃至作为敌对方，儒家的孟子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名言。

其他很多具体观点，其实也有被吸收改造的，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孟子在评论“兼爱非攻”时所说的。

乃至“大同”思想的提出，某种程度也有“尚同”的影子。

若仅是“尚贤”这种理想主义的话，墨家估计还是能够传承的。因为勉强能用的选贤模式，还是能够实现的，类似于科举模式，只要不断的调整细化相关的选贤标准，可堪一用的“选贤”，还是可以实现的。

但“尚贤”加“节用”，那就成了某种自相矛盾的存在了。

这相当于说能力分等级，而享受不分等级。西方有权利义务对等的说法，而尚贤加节用，等于西方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

此外，节用不是现在提的节约资源，而是类似“压抑消费”。这某种程度上是破坏了社会再生产循环。

再退一步，若说“节用”还可以进行改良的话。“天志”“明鬼”、“非攻”“非命”、“非乐”“节葬”这一套思想组合，大致相当于东方版“天主”教，而且是类似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新教。

这整套思想组合，在否定血缘的基础上，等于否定了家族，乃至否定的华夷（胡汉）之别，最是无国无族不过。

也就是说，墨子某种程度上就是东方版“圣母”

反过来看，儒家之所以能在过去成为主流，正是因为其华夷之辩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古代版的东方民族思想大成者。虽然改朝换代，但华夷大防，胡汉有别的思想不绝于缕。

而华夷之辩的基础，正是仁义礼制（儒家）。

化夷入夏

战国时代，墨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军备竞争中，技术发展是其核心。墨家可谓战国时代，各国成系统的发展科技方面唯一的选择。君主们在统一东方之前，为了借助墨家的技术力量，对墨家相关的“无国无族”思想自然是捏鼻子认了。

甚至这种“无国无族”思想对消化新征服国土来说，短期内还有相当正面的意义。

但当东方农业领域一统，这种思想就完全没有了生存土壤，否则面对时不时因为天灾人祸而南侵的游牧势力时怎么处理，“非攻”么？“节用”“节葬”给他们“人道救济”么？

在工业生产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就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存在。

所以，作为与儒家并称的社会伦理思想，墨子的核心思想实际并没有真正的传承者。而作为延伸的技术创造，在战国结束后，也基本失去了生存空间。

義

墨子以“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为天下大义，所以有“贵义”，其中有：“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

义之所以贵，《贵义》有：“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

时至漢代，就只有《贵义》篇所存的“（劫富济贫）利百姓”之“侠义”者，能稍传墨家的核心思想。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此说某种程度还是在儒墨并称。

而今有“侠之大者利国利民”一说，庶几可谓墨家之回响。而作为墨子的核心思想“以利天下者举贤”，却应是墨子一人的绝唱。

其实以儒、法、道三个思想方向来看，墨家差不多是道家与法家结合下的产物。其“尚贤”近于道家，其“天志”近于法家。古代法家只是以君王意志取代“天志”，法家的“天子”与墨家的“巨子”某种程度相当。

换句话说，当“天子”统一东方，“巨子”必然没有生存空间。

因而，真正令墨家消失的，是“天志”、“非攻”、“节葬”这一整套无族无国，某种程度相当“独祀天志（上帝）”的祭祀观完全不符合东方农业社会的需要。

中国历史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不仅仅只是儒家文化。即使现在的儒家文化，也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文化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九流，无不是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发展的。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其合理的思想主张已融会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文化了。儒家大师孟夫子所主张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难道不是墨家的兼爱思想吗？所以墨家文化并没有消亡，只是换了种说法而已。墨家“推己及人”思想已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们，他们既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所以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如此看来，题主提出的问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汇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