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本身就有问题。推崇孔子的人不少，反对孔儒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还是摆事实，推崇还是批判由读者自己来决定。
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要恢复的是周礼。在他看来春秋时期社会矛盾重重的根本原因是“礼崩乐坏”。实际上，春秋时期的矛盾的根源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落后的奴隶制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的需求。例如：
杀人献祭和活人殉葬本是古老的野蛮礼数，春秋末期，奴隶主们都嫌残忍而渐渐不用了，而孔子却因此大骂“礼崩乐坏”，想要携《周礼》把它“克已复礼”了。
当有人提出用木偶、陶俑代替活人殉葬时，孔子坚决反对，《孟子》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孔老二坚持用奴隶为奴隶主陪葬，认为这个“礼”是不能“崩”的，否则就是道德沦丧！鼓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实主要是为了让贪官污吏不受死刑的震慑，这样的“仁者”对平民百姓有何道德可言？
如果孔子真的反驳人殉，仅仅因为陶俑像人样，就感觉到残忍无情而骂作俑者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骂用活人殉葬的人，“其无后乎？”要知道奴隶社会的商周一直有活人殉葬的传统与风俗习惯，而且即是在孔子时代也还保留着活人殉葬的风俗习惯，那么孔子为什么不直接骂他们呢？可见，孔子是非常赞同用活人殉葬的，因为如此，他的“克己复礼”才会有着落，他的“六艺”生意才会生意兴隆，他作为祭祀的主持人，才会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
孔子是文字狱、思想罪的始作俑者。
孔子诛杀少正卯所找的几个理由真是太经典了：你虽然没说但我认为你心里这么想了；你和我的观点不同，你就是异端学说；你不顺从我的学说还能讲出很多理由，你就该死；我觉得你是坏人，你就该死。后世的人们想给谁谁谁按个罪名，很多会按照这个来。而这几个罪名有一个名号，叫作“君子之诛”！，用正义的名义消灭你！
夹谷之会时，齐国方面演奏宫廷乐舞，歌舞艺人和矮人小丑在国君面前表演歌舞杂技、调笑嬉戏。孔子快步登上台阶，站在第二阶上说：“卑贱的人敢戏弄诸侯国君，罪当斩。请右司马迅速对他们用刑。”于是斩杀了侏儒小丑，砍断手足。齐侯心中恐慌，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
戏子虽然在台上闹腾，不符合两国元首会晤时的礼仪，但错在他们吗？他们是齐国请来的，而不是不请自来来拍马屁的。再者，仅仅是在两国元首会晤时上台闹腾便该杀的刑法，有一丝人道可言吗？孔子利用这一严酷的刑法滥杀无辜，有一丝人性可言吗？
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于是周游列国跑官要官，就是没去秦国。结果秦国把列国灭了。到底哪是危邦？何为乱邦？如果孔子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妥妥的一个铁杆汉奸！
投机取巧不是孔子首创，但是孔子发挥得最出色，且总结出一套理论。有其祖必有其后裔，有其祖师必有其传人。宋朝开始孔府投机处世成癖，投大金，投蒙元，投李自成，投满清，献《初进表文》，带头上剃头奏稿，拥护清室复辟，一直到孔府宴请日本侵略军头目。
人们推崇孔子，是个笼统的说法；应该说，孔子之学说、孔子之作为，最能得统治者的欢心，而统治者的提倡与行为，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他们对孔子的推崇，自然也会感染一般的士大夫和读书人，甚至也影响到了普通的劳动者。
统治者推崇孔子，基本原因是：孔子以“忠孝”为主的道德学说，及其对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的强调、维护，正是统治阶级最需要的。显然，道德和秩序，符合历代统治者的心愿。对忠孝意识和循规蹈矩行为的宣扬与教化，可以将广大民众纳入到可以控制的轨道之中。
儒学史上有两个事实特别值得注意，这也是后人推崇孔子的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事实是：孔子在世，就其追求而言可以说一事无成；只是到了晚年，才在古文献整理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同时，孔子设立私学招收贵族弟子（要有束脩才能被接纳），人数颇多。弟子的学习科目中，有“言语”和“政事”，这两门科目对于其弟子讲学和入仕做官颇有裨益。孔子离世后，孔子的弟子们散布四方，有的做了官，有的则继承了孔子的道德理论，这就有可能使孔子身后的声望和学说超越诸侯国的国界和特定的区域。其弟子子夏，甚至成了战国前期魏文侯之师；在思想和学说方面，孟子是孔子的数传弟子之一。类如子夏和孟子之侪，都力图使孔子的形象更加高大、更加光辉夺目。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孟子不遗余力排斥墨家学说；战国时期，墨家的声势曾经在儒家之上，但可以设想，儒家后人如孟子的努力，使得那些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与儒家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思想和学派受到压制。很容易造成孔子和儒学一家独大的舆论和文化环境。
但尽管如此，孔子和儒学，在西汉武帝之前，并未取得基本的优势。但孔子和儒学在后世的“独尊”地位，与此关系不小。
第二个事实，就是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对策中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随后还为儒家之经典设置了博士官职，专治六经之典籍。汉武帝的举措，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汉武帝将推尊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和教育建设，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思想和文化，维护正统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被深刻地认识到了。后世的统治者，也无不着眼于此，对孔子和儒家大力弘扬和推崇。
汉武帝之前的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儒学的地位，略同于其他诸子的学说而并不突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论儒家时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不过，司马谈也肯定了儒家讲究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但在他的眼中和行文的思路里，儒家与其他诸家各有长短，并无特殊的价值与效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推崇的是道家即学者所谓的“黄老之学”（其论证姑不赘述），这其实也反映了西汉前期思想学术界的一般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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