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爱国忠君”，是因为他在国家危难之时，临危受命，从容应对，率领明军在北京城下英勇抗击来犯的瓦剌大军，取得了胜利，使明朝转危为安。
于谦被以“谋反罪”处斩，完全是因为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的诬告和谗言，才让明英宗朱祁镇错杀了于谦。
北京保卫战
公元1149年，明英宗朱祁镇受宦官王振的怂恿，御驾亲征瓦剌。“土木堡一役”，明军大败，英宗朱祁镇被俘。
瓦剌本来想以英宗朱祁镇为筹码，要挟明朝。
于谦在乱局之中，拥立朱祁钰为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瓦剌首领也先率军直接攻到了北京城下，结果在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外，数次被于谦率明军击败。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让于谦成了“忠君爱国”的英雄。
英宗朱祁镇回国
也先在北京城下屡战屡败，不得不率军退回了塞外。此后，虽然数次率军南下，均被有防范的明军击退。也先在战事不利，边贸被禁的情况下，为了和明朝重修旧好，在1150年，无偿将朱祁镇送回了明朝。
夺门之变
英宗朱祁镇被送回明朝后，被明代宗朱祁钰长期软禁于南宫。
1457年,明代宗朱祁钰病重，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趁机迎朱祁镇恢复了帝位。于谦因为正直无私，曾经得罪过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就被三人诬告谋反，被逮捕入狱。
原本英宗念于谦有功，不忍处死于谦。
徐有贞趁机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英宗朱祁镇这才下定了决心，下令处死了于谦。由于刑部官员的坚持，于谦并未被灭三族，也算万幸。
很快英宗就后悔了。在查抄于谦家时，发现于谦家除了代宗朱祁钰赐予的蟒袍、宝剑等器物之外，并没有多余的家财，英宗就知道杀错了忠臣。
冤屈昭雪
英宗在位期间，徐有贞被石亨构陷发配充军，石亨因罪死于狱中，曹吉祥因造反被灭族。
英宗把给于谦平反的事情，留给了自己的长子明宪宗朱见深。
1464年，宪宗刚继位，就从发配地赦免回了于谦的儿子于冕。于冕上书陈述于谦冤屈，宪宗平反了于谦的冤案，并昭告天下
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通过宪宗发布全国的诰文，世人知道于谦根本就没有谋反的意图，而是对明王朝忠心耿耿，自然就是“爱国忠君”了，于谦被后世人称颂也是实至名归的事情。
明朝土木堡之变以后，丧失了数十万精锐的大军，众多的朝廷重臣和大将，就连皇帝都被瓦剌军队俘虏。这样的情况对大明帝国来讲可以算是万分危急。更可恨的是，瓦剌人挟持皇帝攻入内地，一路上很多守城的官员碍着朱祁镇皇帝的身份都不敢阻拦，蒙古大军就像入无人之地。自己的主君成了别人的筹码，打也不是，降也不是。也先的骑兵马上就兵临城下，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面对这种情况，于谦当机立断并奏请太后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玉为新皇帝，遥遵朱祁镇为太上皇。这样大明朝廷就可以不用被也先要挟，朱祁镇被杀也是为国而死，群臣也不用背负罪责。而且朝廷拥立新君以后，又可以重新运转，地方守土官员也不用因为怕威胁到朱祁镇的安全而给敌人大开城门。
可是历史就是这么有趣，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没有像北宋的徽钦二帝一样，时刻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受尽屈辱而死。一方面，源于朱祁镇做人的成功，他竟然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瓦剌高层很多实权人物打成一片，赢得他们好感，所以为他说话的人很多。另一方面，于谦拥立朱祁玉为新皇帝之后，也先可汗看到利用朱祁镇没办法再从明朝索要到更多好处，就抱着明面送人情，实则想恶心一下大明的新君和朝臣的态度把朱祁镇送回去了。
朱祁镇回到北京之后，他和朱祁玉昔日深重的兄弟之情在权力面前已经不复存在，他被软禁在宫中，还遭到监视。从九五之尊的皇帝沦落为俘虏，又从俘虏变成被软禁的太上皇，其心境可想而知，朱祁镇对于谦肯定存有极大的怨恨。通过夺门之变重新复位，再次执掌帝国权力的他需要发泄一下这种怨气，而且不杀于谦复辟无名。
所以他借石亨等人的手处死了于谦，但这完全是发泄于谦另立皇帝，而使自己处境尴尬的私愤，自己为自己复辟正名。明英宗在很多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土木堡之变以后，他杀于谦并不代表他认为于谦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他很清楚于谦的本质，也很认可于谦的才能。所以这也是他只处死个人，而没有扩大株连的原因。更为可贵的是，他儿子上位以后很快就为于谦做了平反，并在官方层面给于谦的忠君爱国定了性。在以孝治国的封建王朝，违逆父命的行为是会受到非议的，但是于谦这件事上至朝堂下至民间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可见于谦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力保君王社稷和大明百姓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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