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成疫情中第一个倒下的国家

阿根廷被称为首个在新冠疫情中“倒下”的国家更多是从经济层面而言的。截至2020年4月24日阿根廷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3435例，死亡166例，治愈919例，现有确诊病例2350例。所以从阿根廷疫情本身来看似乎并不算特别严重：正处于疫情爆发期的美国和欧洲自不必说，就连一开始被视为硬核抗疫典范的俄罗斯如今的确诊病例也已排进了全球前十，之前看起来疫情相对缓和的日本也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相比之下阿根廷的确诊病例排在全球第54位，这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今天怎么看似乎也不像是一个疫情重灾区。

然而就是疫情看起来似乎并不算特别严重的阿根廷却成为在经济上首先被疫情击垮的国家：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当下阿根廷采取的防疫措施使其国内经济几近停滞。已实行近一个月的“全民隔离”令不得不再次延长：全民隔离期间民众不得随意上街，除了超市和药店之外的所有商铺关门。同时阿根廷已全面关闭海陆空边境，取消了所有国际和国内航班、火车和长途汽车客运。一时间阿根廷全国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断绝，总之全国一切经济活动均处于暂停状态。当地时间4月19日阿根廷宣布因无力偿还债务而提出全面重组。

同一天阿根廷经济部长马丁·古斯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根廷处在“事实违约”状态。由于目前无力偿还债务，所以才会提出全面的债务重组。他在讲话中强调阿根廷已在执行一项“假设没有外部信贷的计划”。此前两天阿根廷政府已向阿根廷主权债券债权人提出债务置换方案。阿根廷政府在给私人债券持有人的提案中已在寻求“本金和利息扣除的最佳组合”，未来三年内阿根廷不会偿还任何债务，但在2023年会支付0.5％的息票。这笔息票据估算大约相当于3亿美元。目前阿根廷不得不采取牺牲经济发展的“休克”模式抗击新冠疫情。

古斯曼强调称：“该提案被接受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我们认为是处在一个事实违约的状态，对此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阿根廷不再接收外部贷款。这并不是说要停止接受，而是无法获得，我们也不认为会获得外部贷款。”同时古斯曼还指出：“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阿根廷要基于梦想和幻想制定经济政策似乎是愚蠢的。必须根据现实情况进行。”阿根廷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债务在2023年前无法偿还如今已然成为既成事实。目前IMF已了解到这一点，同时他们发表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在阿根廷政府于4月15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文件中拟发行516.52亿美元的新债券。古斯曼介绍称：IMF认为阿根廷至少需要5年不偿付外债才能恢复其外汇储备。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还在与IMF谈判一项旨在偿还上届政府获得的440亿美元贷款的新协议。阿根廷在海外的债务共计662.38亿美元。提案计划削减62％的债务利息（共379亿美元）；减记债券本金36亿美元，即债务存量减少5.4％。宽限期为三年。新发债券从2023年开始支付息票，平均利率为0.5％，将逐步上升到可持续水平，但平均利率为2.33％，其中部分债券将从2022年开始支付息票。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彰显了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事实上阿根廷不是因为病毒倒下的，而是因为阿根廷政府的应对能力才导致国家经济的破产。在世界疫情爆发之前阿根廷本身就存在很严重的债务危机，只不过疫情进一步加剧了阿根廷的负担。在国际资本市场素来号称“违约之王”的阿根廷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债务违约或重组。政府开支庞大、财政赤字激增以及大幅对外举债是阿根廷屡次爆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2019年底阿根廷的外债达2776.48亿美元。也就是说这时阿根廷的经济负担就已很重，而新冠疫情则成为了压倒阿根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尽管阿根廷累计确诊数在全球范围内并不靠前，但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国际资本大幅流出，由此导致阿根廷金融市场及比索汇率雪上加霜，外汇储备持续缩水，多种风险相互叠加最终将阿根廷再次推向破产边缘。然而如果我告诉你多次出现国家破产现象的阿根廷曾是一个令欧洲人也艳羡不已的发达国家你信吗？20世纪初的阿根廷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南美巴黎之称，在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超过了法国和德国，一时间一向以富裕发达著称的欧洲竟向阿根廷投去艳羡的目光。当时的阿根廷不仅拥有充足的财富，在文化软实力上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阿根廷最早的原住民族和其他美洲国家一样是印第安人。1527年西班牙探险家塞瓦斯蒂安·卡沃托率领一支远征队到达南美大陆后从一个宽阔的河口溯流而上深入到内地。探险家们发现当地印第安人佩带着很多银制的饰物，以为当地盛产白银，便将这条河命名为拉普拉塔河，把这一地区称为拉普拉塔区。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后来又将拉普拉塔区改为省。1535年西班牙在拉普拉塔建立殖民据点。1776年西班牙设立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首府的拉普拉塔总督区。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掀起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五月革命”，成立了第一个政府委员会。

1816年阿根廷正式独立。独立之初的阿根廷曾一度遭受欧洲列强的干涉和内战的困扰，1861年巴托洛梅·米特雷在阿根廷内战中获得最终的胜利并当选为国家重新统一后的首任总统。他同他的继任者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和尼古拉斯·阿韦利亚内达建立了现代阿根廷国家的基础。1864年阿根廷参加了三国同盟战争，获得原巴拉圭领土的一部分。第二次荒漠远征将原住民当作发展的障碍予以清除，使阿根廷抢先征服了巴塔哥尼亚。1880年曾在针对巴拉圭的三国同盟战争中表现突出的将领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就任阿根廷总统。

在拉美常见的军人总统中罗卡是其中一个相当有政治远见的人物：他先是以自己在军队中的人脉资源作为后盾，用狮子般的实力耍尽各种政治手腕，终于迫使之前一度桀骜不驯的地方势力低下了头，至此阿根廷成为一个政令高度统一的真正共和国。在强力压制地方势力后罗卡又展现了他如狐狸一般圆滑的政治手腕：他向公众提出“和平与管理”的建设纲领。正是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成立了阿根廷国家自治党，此后罗加开始通过议会合法选举的政党政治治理这个国家。从罗卡上台的1880年直到1916年的36年间阿根廷国家政权一直在国家自治党的统治下平稳交接。

这为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缔造了平稳的国内政局作为保障。在罗卡执政时期经济自由政策得到连续十届联邦政府的加强，政策激励下的欧洲入境移民潮重塑了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从1870年到1910年移民潮和死亡率的降低使人口翻了五番；铁路里程从503公里陡增至31104公里；小麦年出口从10万吨增至250万吨，海上冷冻船的应用促使牛肉年出口从2.5万吨增至36.5万吨，令阿根廷跻身于世界出口五强之列；归功于世俗的免费公共义务教育系统，识字率从22%激增至65%，比大多数拉美国家五十年后的水平还高。

1908年阿根廷成为世界第七经济大国，人均收入与德国比肩，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正是在这时从“大农村”转身成为国际化的“南美巴黎”。这一时期的铁路建设带动了门多萨、土库曼等内陆省份的发展：这些内陆省份将自己的葡萄酒和白糖等特产外运到沿海出口，换取外汇后扩大再生产，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这一时期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一些客观因素：阿根廷有着面积约76万平方公里的潘帕斯草原可以用来放牧牲畜，恰巧19世纪晚期正是国际市场上粗羊毛需求猛增的时期：到了1890年阿根廷靠着美利奴良种羊可以实现每年出口羊毛1400万吨。

1900年后英国对冷冻肉类的需求激增，阿根廷又开始大力发展肉用羊的养殖，到一战前阿根廷每年加工出口冷鲜牛肉多达44.08万吨、羊肉6.61万吨，这一时期英国市面上30%的羊肉和45%的活羊是由阿根廷提供的。1910年阿根廷的小麦种植业发展也已具备挑战美国作为小麦最大出口国的实力了。这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布满有轨交通，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有来自英国的燃气公司提供照明服务。电报和电话线将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由英国人投资和设计的港口矗立在总统府对面，以满足全国猛增了8倍的沿海和河流航运需求。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阿根廷的国民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全民识字率已达62%，要知道我国的全民识字率在经过新中国的数十年的扫盲培训后才在1980年达到65.5%。当其他拉美国家还在内战和贫困中苦苦挣扎之时阿根廷已有59%的适龄儿童得以入学，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适龄儿童入学率更是达到了83%。这时阿根廷的国家发展状况不仅在拉美地区独占鳌头，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发达国家。然而当时就有经济学家在阿根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国家的高速发展表象之下发现了潜藏的问题：大地主寡头垄断了广袤的土地，使阿根廷的财富集中现象比美国严重得多。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大地主寡头们不愿将资金投入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然而对他们而言极为陌生的重工业和基础建设等领域，这就导致了阿根廷几乎所有出口商品都集中在替代性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之上，这就犯了经济学上的一个大忌“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此同时由于阿根廷的大地主寡头们缺乏投资兴趣，以致于像铁路这种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几乎完全依赖于外资，阿根廷经济从属于英国的现象日益严重。由于本土制造生产能力极为薄弱，这就使阿根廷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建筑材料、工业和农业机械以及运输设备。

一战前阿根廷1/3的厂房、机器、工具和设备生产都必须依赖进口。在和平时代这种发展模式还没表现出太大的问题，然而一战的爆发使阿根廷尝到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滋味：由于英、法等制造业强国在这时都已转入战时经济，因此英、法等国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优先供给本国军事用途的，根本无暇制造阿根廷所需的产品。而阿根廷自己又并没建立完成的产业链，因此当失去进口来源后阿根廷在国家生产力上的缺陷就充分暴露了出来，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市场的消费价格开始一路飙升，人民生活水平自然也就随之大幅下降。

大地主寡头对经济资源的垄断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在新兴中产阶层反对寡头统治集团、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中1891年激进公民联盟（激进党）成立了。武装起义的威胁促使保守派总统罗克·萨恩斯·佩尼亚于1912年制定了普通男性无记名投票法。于是激进党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得以于1916年当选总统。他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将家庭农场主和小型企业纳入援助范围。表面上看激进党在1916年取代自治党上台只是一次正常的政党轮替，然后后续事态的发展却表明阿根廷历史在此时已悄然出现了转折。

事实上激进党依靠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得以上台执政本身就是一种时代转折的征兆。阿根廷在拉美国家中可谓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一方面阿根廷在所有拉美国家中经济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然而另一方面阿根廷在社会偏见和阶层固化方面也是拉美国家中最严重的。事实上阿根廷从独立之日起就从没摆脱过种族主义、社会歧视等殖民毒瘤的影响：长期以来阿根廷政界、商界的最高层始终把持在自西班牙殖民时期就已发家的大家族手中。在阿根廷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之时这些世家大族利用自己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攫取了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

然而与此同时默默支撑着阿根廷出口经济的农民和产业工人从经济腾飞中所得到的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当时一位英国作家曾这样评价阿根廷的状况：”不断增长的财富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竖起了藩篱，只会让穷人更感觉到自己的贫穷“。在阿根廷拥有巨额财富的世家豪门往往有意识地打造排他性的小圈子，久而久之在阿根廷就形成了所谓的”上流人圈子“。”上流人圈子“的出现其实是一种高度阶层固化的现象，因为所谓的”上流人圈子“是一个封闭的排他性圈子，所反映的是对农民、产业工人等底层民众的公开歧视。

当然阶层固化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然而阿根廷的阶层固化是一种完全依据于出身门第的阶层固化：在其他国家出身底层的人如果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能实现发家致富的目标，那么也是有可能挤入上等阶层的；然而阿根廷的各种私人俱乐部只接待富N代，出身底层的人即使成为了暴发户也照样被排斥在所谓的”上流人圈子“之外。这些自命不凡的”上流人“不仅用他们刻意的炫富显摆刺激了底层民众，甚至也刺激到了阿根廷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军队。出身所谓”上流社会“的阿根廷人是不屑于当兵的，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依赖于门第传承的。

所以所谓的“上流人”阶层根本无需通过服兵役的方式来为自己增加资历。在这样的形势下参军反而成为了很多来自阿根廷偏远乡村的底层人家的子弟改变命运的一种途径。可想而知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农家少年们和那些自命不凡的富家子弟之间存在着多大的鸿沟。1916年激进党的伊里戈延正是利用阿根廷民族对长期以来的阶层固化现象的强烈不满情绪得以上台执政的，而他的上台标志着阿根廷政坛由此开启了民粹主义模式：此后历届政府无论是民选政府或是军政府都必须面对民粹主义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往往是借助民粹主义的力量上台，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民众的反对而下台。

由于阿根廷民众在长期的阶层固化现象下养成的极端仇富情绪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高福利待遇等问题有着近乎于病态的偏执，往往逼得政府即使明知是个坑也只能屈从于民众情绪化的宣泄而不得不往里跳。阿根廷的民粹主义者还抱有极其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心态：不论好坏，只要政府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就会获得民众的欢呼。阿根廷政府不得不为迎合民意而采取一些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这样一来经济自然搞不上去、通胀也压不下来，久而久之民众就会对政府失去信心，于是新的社会骚动开始出现，军方则趁机以发动政变的形式夺取政权。

阿根廷就这样开始进入持续的政局动荡时期，而政治的动荡又反过来影响到经济发展，阿根廷就这样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经济发展不上去导致老百姓改善生活的希望得不到满足，于是就会诱发一系列反政府的政治运动，而这些政治运动又会反过来对国家经济造成冲击。到1979年阿根廷的债务已达到180亿美元，1982年进一步攀升到400亿美元。与此同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60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达11.4%，制造业产量下降为22.9%，薪资增长却只有19.2%。当时的加尔铁里政府试图以发动马岛战争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

然而阿根廷却在英国的打击下损失了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11艘舰船(沉5伤6)、100余架飞机。马岛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巨大损失让原本就备受经济困扰的阿根廷更是雪上加霜。由于马岛战争失利而使军政府颜面扫地，民选政府重新上台执政。新成立的民选政府随即通过固定汇率、放开商业管制、实行私有化、拆除贸易壁垒等手段重振阿根廷经济。应该说这些措施还是一度取得了成效的。1998年我国在恢复对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的第二年就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当时中国政府沉着冷静地处理好了这次金融风暴。事实上这场被称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危机事件居然也波及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

阿根廷汇率缺乏弹性、严重依赖外资的弊端在这场危机中暴露无遗，引发了外资撤出、出口崩溃、大量企业破产的危局。在经历这番打击之后阿根廷的经济形势更趋严峻：截至2018年阿根廷外债已高达2310亿美元，在2018年上半年阿根廷比索贬值幅度已超过50%。目前阿根廷失业率超过18%，全国超过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纵观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阿根廷经济其实早就积累了太多既有问题，只不过这次的新冠疫情使阿根廷原有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而已。在阿根廷目前的“休克式”抗疫政策下就业、出口、债务等一系列问题均已逐渐凸显。

阿根廷经济学家福斯托·斯波托尔诺认为：目前没迹象表明阿根廷经济能在短期内恢复正常。况且疫情过后部分企业将无法重新运转，“有些人会永远失去他们的工作”。疫情使阿根廷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为此阿根廷政府已向60万户约300万民众发放了紧急救助，但仍有许多民众表示：这样的救助无法覆盖所有弱势群体，所以他们只能靠积蓄维持生活并等待隔离结束。阿根廷非正式就业占比达35%，疫情期间这类人群收入大幅削减。民众对失业的恐惧导致储蓄行为优先于消费行为，这进一步抑制了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活力。

社会停摆使阿根廷的出口遭遇严重损失：占据阿根廷外贸半壁江山的农产品由于物流延迟和人手紧缺导致出口大幅下滑。3月份阿根廷农产品出口净收入为10.64亿美元，同比下滑6.9%。疫情仅在大豆出口一项上就将给阿根廷造成全年超过30亿美元的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日前发布的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阿根廷经济将萎缩5.7%。不过在经济衰退面前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仍坚持将国民的生命视为第一：“经济衰退了可以复苏，但逝去的生命却不可挽回”。也有经济学家认为：阿根廷采取的多项严格措施可以缩短疫情持续时间，从长远来看对经济发展有利。

在如今的全球疫情形势下不排除会有其他国家布阿根廷的后尘出现国家经济破产现象。目前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只剩四个尚未发现疫情。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对各国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像阿根廷这种有大量外债的国家而言：这种打击足以导致时期跌入破产的深渊。国内经济萧条、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失业人数暴增、国外贸易减少……这些都是目前很多国家在当前疫情下的客观现象。像阿根廷这样拥有大量外债的国家还有很多。如果这些国家不对疫情引起重视，那么是完全可能像阿根廷一样在疫情冲击下走向破产的。

事实上，自1816年阿根廷独立以来，阿根廷就已经有8次主权违约的历史了；

而疫情在阿根廷这个国家爆发前，阿根廷的债务就已高达两千七百多亿美元，疫情爆发后，阿根廷的经济迅速受到影响，其国家毫无意外的陷入到了债务危机里；

今年4月初，阿根廷方就近百亿美元的“公共债务”做出推迟发言：“我们将延迟百亿公共债务直到2021年”；

阿根廷方面前脚刚宣称，国际评级机构以及多家评级机构均在后脚下降了阿根廷的信用评级；

阿根廷在债务上已经“严重违约”，成为了第一个被疫情击倒的国家；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阿根廷的疫情情况：截至2020年4月22日，累计确诊3144人，累计死亡151人，说实话这个数据放在其他国家里，并不算严重，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阿根廷早先就已经出现违约情况，多次面临债务危机，其经济早已变得羸弱不堪，现在为了抗击疫情，阿根廷更是宣布关闭公司，禁止人员流动，此举直接就将阿根廷这个羸弱的国家击垮，面临“破产”；

世界卫生组织曾说：“最糟糕的时刻要来了”，显然，阿根廷是世界上第一个因“疫情”倒下的国家，阿根廷就是一个先例，这场疫情波及甚广，传播甚快，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阿根廷的倒下意味着未来可能会有不少小国家（财政不足以维持下去的国家）接踵而至，纷纷宣布破产；

解决这场疫情的唯一方式就是“疫苗”，相信在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疫苗”会在不久被研制出来，就此，让我们向致力于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致敬！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一定会在不久被攻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