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历史意义

《周易》最明显的价值取向是居安思危、趋吉避凶、兴利除害。

六十四卦之中皆有吉、凶、悔、吝、无咎等之断语，忧患意识贯穿始终。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易之兴也，其当殷末之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俱以终始，其要无咎。此谓易之道也。”

文王目睹殷纣王由盛而衰的历史而作《易经》，孔子及其弟子见春秋战国之乱世而注经写《易传》，故有警惕自危之词，忧患意识溢于言表。

首先，《周易》承认自然界之差别。有阴阳，幽明，刚柔，而阴阳消长，刚柔相推则变化生。”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各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有差别，有变动，就产生吉凶祸福利害。

变化有因果、有规律、有征兆，可供吉凶、利害、安危判定之参考，预测之根据。《周易·复卦》称：“复，见天地之心乎?”，“复”是自然界的韵律性，亦称为圜道。乾卦的“潜一田一惕一跃一马一飞一亢”的发展过程，人的“生一长一壮一老一死一已”的过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都是这种自然规律的反应。

《周易》中对征兆的论述很多，称之为“征”、“候”、“几”、“微”。“能说(阅)诸心，能研诸侯(候)之虑”、“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都是强调知微知彰，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是说明积微而成彰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过程。“知进而不如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处于前进过程时，往往忽略后退；处于安乐之时，往往忽略了危险。

值得警惕啊!这是充满着辩证思想和历史经验的至理名言。综上所述，知因果，明规律，审视征兆，则吉凶、安危、利害可预见、预测、预防矣。

《周易》之中常有“修业”、“德业”、“贤人之业”、“大业”、“广业”、“事业”、“天下之业”的说法，说明《周易》非常注重事业之发展，这种价值取向，对个人来说是“进德修业”，对国家来说是“盛德大业”、“天下之业”，并形成一整套理论。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如至至之，可以言几；知终终之，可以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

这些话包含如下内容：其一，修业以进德为本；其二，忠，信为道德修养的主要方面；其三，干事业要立诚；其四，要有一定预见能力，要居上不骄，居下不诌，而能勤勤恳恳并随时反省；其五，要能把握时机。

《周易》非常重视“位”，这是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位一能层序结构”在《周易》中的反映。“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经》中各卦的初、二、三、四、五、上表示爻位，象征层次之差别。

“三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这说明即使做法相同，由于地位有别，其结果差别甚大。故识其位，行其事。乾卦中从初九到上九，就是介绍处于不同地位的行事原则。“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

说明身处高位而德能不足，其位是不稳定的；“贯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则说明无位而动，动则有悔的道理。所以，在其位而谋其政，是实现大业的重要环节。

而谋其政，是实现大业的重要环节。“何以守位日仁(人)”，这里是指要有一批有才能的贤人。有位还需要有人辅佐、干事与谋划。“何以聚人日财”。“富有之谓大业”，要想成其大业是要有钱的。这里从大业的目标出发，提出了“位”一“人”一“财”的价值取向模式，是很实在的，并无虚伪地掩饰求权位、组班底、敛金钱这些行为，因为其所谋求之大业是为民的。

《周易》是从效法天地之规律而作为其行动指导的。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性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阅)诸心，能研诸侯(候)之虑……”这里把乾坤的规律、性质、效能、作用以及人们如何效仿这些规律而指导其德业，说得十分清楚。这种把自然界的规律作为价值而加以利用，其认识水平是非常高的。

“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依照自然的规律为指导，揭露事物之真象，找到创造发明的办法，这就是易所要作的事情啊!“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之道也。”这就是“尊天时，借地利，求人和。”

天时者，自然随时演进而显现的节律也，事物发展变化的机抒也。

《周易》非常重视“时”的因素，六十四卦中直接提到“时”的达三十多处，间接提到者达四十多处(诸如时中、时行、时用、时发、时之义大矣哉，强调顺时、应时、与时偕行)，可以说卦卦随时而变。这种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影响到古代的科学事业，如兵家的应时取势，伺机而动；中医的五运六气应季节节气而运移的生命节律思想；风水学中气运流转与择时而动思想；农学中的不违农时思想，都强调天时的控制作用。

地利者，利用地之形、地之养、地之宜、地之化、地之藏、地之理而蕴育万物、消纳万物之功能也。地之利可用，但要有度，谓之宜；地之害可测、可防、但切不可妄作为患。

利用天地之道的更进一步，是将天地之道转化为人的精神财富，成为民族精神加以继承并弘扬光大。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震，君子以恐惧修省。”等皆是也。

《周易》的价值观升华到以自然作为对象，而不单单以人为对象，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目标，即穷万物之理，尽万物之性，审视万物(包括人类)之命运，以达到保合大和，万国咸宁，品物咸亨，各正性命，天下和平的理想。

这种认为自然规律(道)自身具有价值，创造价值的思想，之所以能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形成，是因为中国古代有整体有机自然观的传统，有天人和谐的思想。而这一点，在西方哲学界却是很晚才出现，且不为学界所公认。

H·罗尔斯顿曾说：“自然界不仅对人有价值，而且自然界创造价值，它自身具有价值，独立于人的价值。也就是说，自然界具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自然价值，当以人为尺度进行评价时，它作为人的工具，满足人的需要，这是自然界的外在价值；自然价值，当它以自身为尺度进行评价时，表现为它自身的生存，这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这种认识已经相当进步了，但仍然把自然界与人割裂开来。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

《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神龙易学》，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周易》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部煌煌巨著的作者是谁呢？这是数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长期以来，围绕着“《周易》究竟是孔说还是非孔说”这一问题争论时间最长且十分激烈。一派认定，一部《周易》非孔子莫属另一派则断言:《周易》与孔子毫不相干。这种争论起源于汉代。

汉武帝时，政府曾设置以《周易》为首的五经学馆，一些“五经”博士用当时通行的隶书重新整理撰写经书，使得新版《周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孔门传人认定《易经》为孔圣人所著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这一派即是后人所称的“今文学家”。但是，以先秦时代留下的篆书书写的经本为正宗经典的“古文学家”则认为:《易经》居首的五经皆周旧典，也是先王留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的汇编，孔子未出，何以作经？

近代以来，坚持孔说“今文学家”观点的学者皮锡瑞认定:“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会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持“非孔说”的古文学家也不甘示弱，以钱玄同为旗帜，结论说:“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针锋相对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郭沫若先生则认为:孔子不但不是《周易》的作者，而且连读也没有读过《周易》。

所以争论很多，《周易》的作者究竟是何人，至今尚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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