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跟王安石肯定没有仇没有怨。导致北宋灭亡的，恰恰不是革新党“王安石”，是保守党“司马光”。
都说民国出了一大批国学大师，其中就包括“林语堂”。民国时期，所谓的一大批“国学大师”，严格地来说都是“西学大师”。这批人，有的很小就去国外留学，有的成年后去国外留学，很多人去过好几个国家，在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这一批人，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而对中国文化了解并不深。
民国时期的所谓大师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比如，鲁迅把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全部归咎到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曾说过很极端的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陈寅恪等人，也都发表过一些奇谈怪论。
究其原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人们开始从人种、文化、思想、制度等方面，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就是砸烂“孔家店”，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民国时期的一批留过洋的所谓“大师们”，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远比中国更了解，他们为中国传播先进科学思想，真的是“功不可没”。
但是像林语堂们少小就留洋，年轻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太了解，到了中年以后再回头研究“国学”的时候，“西化”的思想加上“有色眼镜”看历史，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他们这批人不能正常的看待“国学”，语出惊人和研究成果怪诞不经，那是必然的结果。
林语堂50岁以后，于1947年写成《苏东坡传》，说实话林语堂的研究成果不敢恭维，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是肤浅的问题，而是纯粹的“混血文化”，他对王安石的指责，是非常不明智和肤浅的，而他对苏东坡的吹捧，也有点过头了。
北宋软弱的原因，在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重文轻武导致北宋对外战争中，总是“小胜而大败”，1004年，宋对辽的“澶渊之盟”，1044年的庆历合议，北宋每年送给辽和西夏银30万两，绢25万匹（折合白银150万两）。这两项岁贡成为北宋沉重的经济负担。
到了神宗时期，北宋的经济已经接近破产，这才催生了“王安石变法”。新法尽管不太完善，在实施过程中也有点问题，但是，王安石变法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彻底废除了新法，北宋彻底失去了最后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北宋的经济到徽宗时期，也就彻底的崩溃了。
王安石死后，苏东坡等人也认识到司马光废除新法的弊端，苏东坡就和司马光决裂了，但是，苏东坡也是回天无术了。苏东坡从京官贬为地方官，在惠州、琼州（海南）为別驾时，朝廷共欠苏东坡奉银600多两银子。可以想见的是，作为地委书记、副书记的工资，都拖欠成这个程度，实际上北宋经济已经彻底破产。
北宋亡于司马光废除王安石“新法”，废除新法后北宋财政破产，财政破产后必然横征暴敛。梁山泊的“下湖税”，直接导致渔民和官兵的对抗，拖欠饷银造成部分官兵反叛，横行河朔、数万官军不敢挡的“宋江起义”爆发了。宋徽宗在江南搜刮“花石纲”，催生了“方腊起义”。数年后，仅仅七万金兵，就攻破东京汴梁，徽钦二宗都做了俘虏，北宋灭亡了。
说实在的，民国时期的留过洋的所谓“国学大师”，都是混血型的专家，他们对西洋文化的了解，远远的多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因此，林语堂、鲁迅、陈寅恪们，才会语出惊人，故作“大师”之状。这些全盘西化的“大师们”，把他们称为“西化大师”更恰当，张大千毁掉的敦煌壁画，比他创作的“国画”，值钱的太多了。
关于主导熙宁新政的王安石是不是间接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时至今日依旧争论不休。林语堂先生著的《苏东坡传》，不失为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作品，但在文中对王安石的描写略带主观臆断的成分。
写苏东坡传记，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便是王安石，两个同时代的文坛巨匠本身就有无尽的话题，更别说在政坛上的碰撞了。
苏东坡的贬逐流放和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有直接关系，林语堂在书中毫不掩饰对苏东坡的喜爱以致钦慕，爱屋及乌，自然而然的将造成苏东坡政治失意的对手王安石大加贬损，虽没有明显的攻击言语，但口口声声围绕在王安石身旁的是一帮小人，可见他心里将王安石早归结为小人之流。
我认为林语堂对王安石的看法有失偏颇，抛开变法结果，他选择性忽略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以及变法政策中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内容，完全站在苏东坡的角度来批判变法，他可能太美化苏东坡了，认为他所有都是完美的，包括政治才能，换个思维，假如让苏东坡在宰辅的位置上，改变当时宋朝冗兵冗员，积贫积弱的现状，恐怕他没有王安石那样大无畏的勇气和宏大的志向吧，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正如以后哲宗登基，司马光当政，苏轼官至礼部尚书，元祐党人除了不遗余力的废除王安石新法外，其他并无建树。
对王安石的文学水平，林语堂在书中竟然说苏轼超过王安石很多，这句话，让我难以认同，恐怕苏轼也不敢说这样的话，苏轼对王安石的博学应该是心悦臣服才是，王安石去世后苏轼为其写的《王安石赠太傅制》一文中，对王安石才华德行表示了极大的钦佩。欧阳修认为王安石可以接替自己领导文坛，虽政见不同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才华品德惺惺相惜。
王安石的想法是超前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无法理解，包括苏轼，面对巨大的阻力，王安石执拗的艰难前行，他太需要朋友了，但朋友都站在他的对面，他为了尽快给摇摆不定的皇帝树立信心，未加严格考察便快速提拔了一些迎合他的小人，加大步伐，开足马力，想将形式尽快稳定下来，所以用独裁的方式罢逐反对他的人，这样的作风让苏轼等人愤怒，也让苏轼忠实拥趸的林语堂愤怒，将所有人祸天灾一股脑推到王安石头上。最终变法因各种原因导致失败，王安石成了受众人唾弃的独裁者。
王安石若是个自私自利的奸佞小人，那么把北宋亡国的根源追溯到他身上或许争议不大，事实上王安石的才华品德连政敌都挑不出瑕疵来，又不恋栈权位，他只想实现为国为民的伟大抱负，这样的人该如何评价？至于林语堂说他祸国殃民导致北宋最终灭亡的说法，有待商榷。梁启超对王安石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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