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彩礼当然是一种文化，毕竟从西周开始已经两千多年了，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俗。而个中陋习，也一直存在，并非现在才有。
作为民俗文化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彩礼在古代叫“纳征”，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之一，又称“纳币”、“聘礼”、“财礼”等。
古代彩礼变迁
周之前，狩猎时代，彩礼以鸟兽为主，流行送全鹿或一对鹿皮。春秋战国，则时兴送布帛、丝织品。到了秦汉，经济开始繁荣，彩礼成本也开始奢华，各种礼品常常高达30多种，最重要的，流行送黄金了。
这是彩礼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彩礼由早期的象征性礼节，变成更注重经济价值。汉代顶层人士的彩礼，高得吓人，比如王莽娶个媳妇，“聘皇后黄金两万斤，为钱二万万”（汉书/王莽传）。真金白银地砸，秦汉开了好头。直到明清，彩礼则完全以金钱为计了。
古人天价彩礼的困惑
同今人一样，古人面对彩礼同样压力山大。如东汉思想家王符，在他的专著《潜夫论·浮侈篇》中记时人婚娶，“一飨之所费，破毕生之本业”。无异于今天结个婚掏空六个钱包。
像很多青年人因不堪彩礼重负，被迫单身一样，古代同样有大量这样的问题。东汉一个叫展允的基层公务员，就因拿不出二三万钱（约折合今天57.6万—86.4万元人民币）的彩礼，年近50岁，孑然一身。古代50，在今天至少70岁了，结结实实打了一辈子光棍。这还是政府公务员。
朝廷干预天价彩礼
有鉴于此，历代王朝都对“漫天彩礼”的现象予以坚决抵制。虽然大多停留在社会舆论的批评上，也有出台法律明文规定的。
比如元。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颁布《至元聘礼》，规定：一二品官员彩礼不能超过五百贯；三品官员彩礼不能超过四百贯；四五品官员不超过三百贯；六七品不超过二百贯……老百姓富裕家庭不超过一百贯；中等家庭不超过五十贯，贫穷家庭不超过三十贯。
再比如明。明初凋敝，朱元璋严禁彩礼天价，违者立斩。结果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就因嫁女儿，收了6000两白银，五锭黄金，22头羊作彩礼，被杀。
宋代彩礼的自我放飞
宋代不流行彩礼，宋代流行嫁妆。而且是厚嫁。也就是说，娶老婆基本不花钱，还会赚一笔。我们熟知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家里穷得连半斤茶叶都买不起，只用了五捆茶饼便解决了终生大事。
那时的男人不愁娶不起，反倒是有女儿真没嫁出去的。比如南宋初年的四川华成县，县令就十分惊讶地发现，治下的未婚老姑娘竟然多达数百人。原因就是因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也就是跟今天的印度一样，男方家庭向女方父母索要嫁妆，女方父母拿不出，剩下了。
普通人家的父母嫁女儿难，上流阶层呢？
根据《栾城先生遗言》，苏轼的弟弟苏辙嫁女儿，嫁妆就是9400亩农田。大奸臣秦桧的老婆王氏，更是直接带来20万贯（折合人民币2600万）的嫁妆。
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北宋法典《宋刑统》，还是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都明文规定：嫁妆是已婚妇女唯一可靠的私人财产，公婆、丈夫以及丈夫的叔伯兄弟,不得以任何理由动用，倘若夫妻离婚，男方要将嫁妆如数归还女方。可以看出，嫁妆直接决定了女方在男方家庭的地位。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财产公证。
新中国上个世纪的亲民彩礼
建国之初，压根就没有彩礼一说，有人介绍对眼了就成。
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三响一转（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也不是什么事，至于八、九十年代的“四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也没有多少压力。进入新世纪，一切都不同了。不说现金彩礼，仅一个房子就喘不过气来了。
结语：彩礼文化由来已久，漫天彩礼的陋习也由来已久，今天年青人娶妻的困难，古人也一直有，这个也不是法律层面可管可控的东西，还是得平心静气商量着来，理性一些，少一些攀比，多一些包容和体量，让彩礼文化回归一些内涵，而不是彻底沦为时代陋习。
即不是文化也不是陋习，而是对女方父母含辛茹苦的认可回报和对女方的认可尊重，时至当下，女方却把这种认可和尊重，变本加厉的演变成了，攀比，婚姻保险，乃至脱贫致富的资本了，完全变了味了，同时也抛弃和脱离了以爱为本，以情为重的联姻原则，脱离现实，脱离实际，脱离原则，以金钱，权力，地位联姻，由此造成了，结婚潜在着离婚，入洞房潜在着进班房，和谐潜在着暴力，长久潜在着短暂，幸福潜在着不堪重负，快乐潜在痛苦流涕，平安潜在着鸡飞狗跳，有情人终成眷属潜在着天各一方，所以要正确理解彩礼的初心，即不能无视女方父母的含辛茹苦，也不能过度，无度的狮子大开口，将自己变成了商品交换，因为婚姻追求的是天长地久，爱情是追求的不离不弃，互相携手，白头偕老，共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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